第135章 绿源挽歌:卡瑟兰文明衰变史(2/2)

当一位年轻人解释为什么支持意识上传时,他说:“个体的意识本质上是宇宙共振网络的局部显化,上传只是换一种共振载体,这不会丢失‘本我’,只会拓展‘本我’的存在形式。”

而一位长者反驳时则说:“意识是生物体与环境亿万年共同进化的产物,脱离原生载体就是斩断历史纽带,得到的只是空洞的模拟。”

他们使用了相同的词汇——意识、载体、存在——但这些词背后的概念体系已经不同。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调查员要求双方互相解释对方的观点时,年轻一代无法理解长者为何“执着于生物载体的偶然形式”,长者则无法理解年轻人为何“把意识当作可以随意复制的信息模式”。

这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是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开始分岔。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一百四十年。

一艘名为“远眺者号”的深空科考船,在前往星系边缘执行“绘制星际介质分布图”的任务途中,传回了一组令人费解的数据。

根据任务日志,“远眺者号”在距离绿源星0.8光年处,突然探测到一片“空间特性异常区域”。

船载传感器几乎同时报告了互相矛盾的读数:光学望远镜显示该区域是绝对虚空,质量为零;引力梯度仪却检测到相当于一颗小型行星的质量集中;高能粒子探测器记录到持续的辐射爆发,但背景辐射计数却显示该区域辐射水平低于宇宙平均值。

“远眺者号”的舰长,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塔尔,在最后一条通讯中说:“所有仪器都在正常工作,但它们在描述两个不同的宇宙。我们准备进行近距离……”通讯在此中断。

事故调查持续了三年。

由七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了飞船传回的所有数据、船体设计图纸、甚至每位船员的心理评估记录。

最终报告长达一千二百页,但核心结论只有一句模糊的话:“‘远眺者号’可能遭遇了某种未知的空间现象,该现象导致飞船的导航系统与基础物理传感器产生不可调和的逻辑冲突,进而引发连锁故障。”

这个结论无法让任何人满意。

更诡异的是,参与调查的七名科学家中,有四人——包括当时还是委员会秘书的莉亚——在随后五年内,研究风格发生了剧烈转变。

其中一位原本研究恒星演化的专家,突然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宇宙意识场量子纠缠”的论文,理论极其精妙,但完全拒绝与同行讨论数学细节。

另一位材料科学家则转向研究“晶体结构中的灵性信息存储”,她的实验可重复,但解释框架与传统材料科学毫无共通之处。

科学理事会内部开始流传一个不敢公开讨论的词:“研究感染”。似乎接触“远眺者号”的谜团本身,就会让科学家的思维发生某种……畸变。

星历第一百五十年,分裂从暗流变为公开决裂。

在科学理事会年度大会上,首席天体物理学家克罗恩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议案,要求“确立可重复实验为科学结论的唯一判别标准,清理所有基于主观直觉或无法检验的假设的研究项目”。

这份议案明显针对的是莉亚及其同僚的工作。

莉亚起身回应。

她的外骨骼呈现出一种冷静的靛蓝色光泽,这是高度专注与自信的表现。

“克罗恩导师,”她的震动膜发出清晰而平稳的频率,

“您所说的‘可重复实验’,是建立在‘宇宙在所有时间地点遵守相同规则’这一前提上的。

但如果宇宙本身具有意识层面,如果物理规律在深层与观察者的认知状态相关呢?

我们的实验是可重复的——只要你用同样的意识框架去观察。”

会场一片哗然。

两种科学范式在此刻正面碰撞。

克罗恩的“实证派”坚持客观、可测量、逻辑一致;莉亚的“直觉派”则主张主客观统一、意识参与、更高维度的和谐。

双方的支持者几乎各占一半。

投票结果是平局。

科学理事会事实上分裂了。

从这一天起,理事会发布的《年度科学发展报告》开始出现两个版本:实证派版本和直觉派版本。

前者充满数学公式和实验数据,后者则多了许多描述“共振模式”“意识流形”的章节。

社会共识随之开始瓦解。

在星历第一百五十五年,一项看似普通的议案在执政议会搁浅。

该议案计划在绿源星的第三颗卫星(一颗富含氦-3的岩石星球)上建立一座聚变燃料精炼厂,以支持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按照正常流程,这种技术成熟、经济收益明确的议案应该在三十个行星日内通过。

然而,辩论持续了三个行星年。

反对者并非基于通常的技术风险或成本考量。

以第三大陆代表为首的一个新团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反对理论:他们认为,在卫星上大规模工业活动会“扰动行星系统的灵性能量平衡”,这种扰动会通过引力与量子纠缠传递回绿源星,影响全球荧光真菌的生长节律,进而破坏整个星球的“生命共振场”。

他们提交了长达五百页的“能量流分析报告”,其中充满了复杂的几何图解和共振频率计算,逻辑严密自洽,但与卡瑟兰文明数百年来基于物质与能量守恒的工程技术传统完全背离。

议会陷入了僵局。

支持方无法在对方的逻辑框架内反驳他们——因为对方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前提假设上。

反对方也同样无法理解支持方为何“忽视显而易见的灵性风险”。

“我们好像……在说着不同的语言。”老议长索雷恩在一次闭门会议中对防卫长官凯恩这样说。

他那因年龄而呈现暗金色的外骨骼,此刻光泽显得格外暗淡,

“不是词汇不同,凯恩。

我们使用相同的词:能量、平衡、系统……但这些词所指的东西,正在变得不同。

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在分裂。”

凯恩的外骨骼上,那些代表军阶与战功的发光纹路焦虑地闪烁着。

“我们的问题更直接,议长。

深空监测网每天都会报告数十起异常事件。

‘耀光’恒星的亮度出现无法解释的周期性波动,‘天眼’空间站的首席观测员塔尔说是‘量子潮汐效应’,但莱亚学派的人坚持那是‘高维意识场在恒星等离子体中的投射涟漪’。

轨道防御系统需要一套统一的空间环境模型来校准武器精度。

我该采用哪个版本?

如果我们采用塔尔的模型而莉亚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拦截计算会全部出错。

反之亦然。”

没有人能回答。

文明的管理机器,第一次遇到了无法通过更多数据或更严密分析来解决的困境——因为困境的根源在于,对于“什么才算数据”“如何进行分析”,共识早已经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