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延河激辩（2/2）

“正常。”陈锐喝了口水，“新事物总要经历这个过程。”

下午五点，汇报全部结束。主席台上的几位领导低声交换意见。最后，中间那位首长站起身。

全场肃静。

“听了大家的汇报，我很受触动。”首长的目光扫过会场，“各根据地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创造。这很好。”

他顿了顿：“特别是晋察冀的‘星火计划’，让我想到一件事——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也是靠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起家的。那时候谁会想到，十几年后我们能建立起正规的红军？”

“技术重要吗？重要。但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让技术为人民战争服务的思想。晋察冀的同志在实践中学到了一点：真正的力量不在几座工厂、几台机器，而在人民群众之中。把技术教给群众，让群众掌握改造世界的工具，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会场上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当然，”首长话锋一转，“各根据地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平原有平原的条件，山区有山区的特点。中央的意见是：因地制宜，百花齐放。只要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积蓄力量、有利于将来反攻的做法，都可以探索，可以尝试。”

“但是——”这个“但是”让所有人竖起耳朵，“探索不是蛮干。要总结经验，要吸取教训，要不断改进。晋察冀的同志也要思考：如何在分散生产的同时，保证关键技术不流失？如何在‘土法’基础上，逐步提高水平？如何在保存力量的同时，为将来的正规化做准备？”

陈锐认真记录着每一句话。

“最后说一点。”首长的语气变得深沉，“现在是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鬼子想把我们困死、饿死、拖死。但我们不能死，不但要活下来，还要活得更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这就需要各根据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晋察冀的‘星火’经验，对处于类似困境的根据地，有参考价值。其他根据地的做法，也值得学习。”

“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会议在傍晚六点结束。代表们陆续离场，许多人还在热烈讨论。陈锐和沈墨文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过来：

“陈锐同志，首长请你留一下。”

沈墨文看向陈锐，眼神里有询问。陈锐轻轻摇头：“你先回去，把今天的讨论整理一下。”

跟着工作人员穿过礼堂侧门，来到后面一间小会议室。这里陈设更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华北地区的地图。

刚才讲话的那位首长已经在座，旁边还有两位领导。见陈锐进来，首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工作人员倒上热水，退出去关上门。

“陈锐同志，你的汇报很实在。”首长开门见山，“但会上有些问题，可能不方便深入讨论。现在只有我们几个，可以放开谈。”

陈锐坐直身体：“首长请问。”

“第一个问题：你估计，‘星火’网络的极限在哪里？能支撑多大程度的作战需求？”

陈锐思考片刻：“目前状态下，只能支撑游击战和小规模伏击战。如果要打攻坚战、运动战，必须要有更集中的生产基地。”

“第二个问题：如果将来条件改善，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你这套分散模式要怎么转型？”

“我们会建立‘技术种子库’。”陈锐解释，“把最核心的技术、最精华的人才、最关键的数据，集中保存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平时继续分散生产，一旦形势需要，可以以‘种子库’为基础快速扩大规模。”

首长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旁边一位领导问：“你刚才提到，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和社会缝隙。具体怎么做？有什么风险？”

陈锐详细讲了韩窑主那条线的得失，讲了如何辨别可争取对象，如何控制风险。讲到王铁匠小组被迫转移时，他语气沉重：“我们付出了代价，但也学到了——灰色渠道只能用，不能依赖。真正的根基，还是在群众中。”

问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问题越来越深入，从具体技术细节，到组织管理，到长远规划。陈锐能感觉到，这几位领导对“星火”模式的兴趣，远不止于听取汇报那么简单。

最后，首长放下笔，看着陈锐：“陈锐同志，你知道中央为什么这么重视你们的经验吗？”

陈锐摇头。

“因为你们探索的，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首长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抗战是持久战，相持阶段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各根据地都要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不仅生存下来，还要发展壮大。”

他转过身：“你们用实践证明了一点——在最极端的条件下，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经验，比打几个胜仗更重要。”

陈锐心中一震。

“但是，”首长走回座位，“光有经验还不够。你们现在做的，是在‘求存’。下一步，要思考怎么‘图强’。技术要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要为建设新中国积累力量。这个任务，比现在更艰巨。”

离开会议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延安的夜空繁星点点，延河水声潺潺。

沈墨文在招待所门口等着，见陈锐回来，急忙迎上去：“怎么样？”

“中央很重视。”陈锐简单说，“但要求也更高了。”

回到窑洞，陈锐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今天会上的一幕幕在脑中回放：质疑的眼神，激烈的辩论，首长的话语……

他能感觉到，自己带来的这套做法，已经触动了某些深层次的东西。这不只是关于怎么造武器，而是关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可能性。

“陈总，”沈墨文在对面炕上小声说，“我今天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早几年搞‘星火’，是不是能少牺牲很多人？”

“也许。”陈锐看着窑顶，“但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现在的牺牲有价值。”

窗外传来脚步声，是其他代表陆续回窑洞休息。能听到低低的谈话声，偶尔有争论——今天的会议显然引发了太多思考。

陈锐忽然想起晋察冀的同志们。赵守诚现在在做什么？齐家铭的“土镗床”改进得怎么样了？李水根的“生产联盟”能顶住日军的压力吗？

他想念那片被战火炙烤的土地，想念那些在艰难中依然坚持的人们。

而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晋察冀，赵守诚正面对一张新绘制的敌情态势图。图上，代表日军的红色箭头正在重新集结，方向不明，但规模远超以往。

他拿起笔，在图上标注了一个问号，然后写下两个字：铁篦。

夜风吹过太行山的千沟万壑，带着春寒，也带着山雨欲来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