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丘之貉：从西汉谏臣的悲愤之语到千年贬义成语的演变（1/2）

一、典故出处：西汉朝堂的血与泪

“一丘之貉”作为汉语中极具批判色彩的成语，其源头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汉书·杨恽传》。这部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正史，详细记载了西汉名臣杨恽因直言获罪、最终被腰斩的悲剧人生，而“一丘之貉”便出自杨恽被罢官后写给友人孙会宗的《报孙会宗书》，原文为：“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这句饱含悲愤的感叹，不仅记录了一位直臣的命运沉浮，更成为后世批判“同类恶人”的经典表达。

《汉书·杨恽传》完整收录了这一典故的背景：杨恽因揭发霍氏谋反有功，封平通侯，却因多次直言批评权贵遭人构陷，被汉宣帝罢官为民。闲居期间，他写信给友人孙会宗，发泄对朝廷权贵的不满，其中“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一句，被政敌曲解为“诽谤朝廷”，最终导致他被腰斩处死。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让“一丘之貉”从一句普通的比喻，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与批判意味。

二、典故含义：从动物比喻到人性批判

（一）本义：自然界的同类聚集

“一丘之貉”的字面含义是“同一座山丘上的貉”。貉（hé）是一种外形似狐的哺乳动物，体型较狐肥胖，毛呈棕灰色，栖息于山林、河谷地带，喜群居，常数只共居于同一洞穴或山丘。在西汉时期，人们观察到貉的这一习性，便以“一丘之貉”比喻“同类聚集”，此时并无明显褒贬，仅是对动物习性的客观描述，类似于“物以类聚”的中性表达。

（二）引申义：贬义的“同类恶人”批判

随着杨恽事件的传播，“一丘之貉”的含义逐渐发生偏移。杨恽在信中以“古与今，如一丘之貉”讽刺古今权贵都是一路货色，皆为虚伪狡诈之徒，这使得该短语被赋予强烈的批判色彩。后世沿用这一用法，逐渐将其固定为贬义成语，特指“彼此都是坏东西，没有什么差别”，专用于批判品行恶劣、作风相同的人或群体。

这种语义演变的关键在于“语境”：杨恽的悲剧让人们将“一丘之貉”与“权贵的虚伪”“小人的同类勾结”绑定，使其从自然现象的比喻升华为人性批判的工具。到东汉时期，《论衡·谴告》中已用“一丘之貉”批判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一丘之貉，虽名号不同，其害民一也。” 可见其贬义已完全确立。

三、生动故事：杨恽之死与“一丘之貉”的诞生

（一）太史公的外孙：杨恽的锋芒初露

故事的主角杨恽，出身于西汉最具文名的家族——他是太史令司马迁的外孙，父亲杨敞曾官至丞相，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这样的家世让杨恽自幼饱读诗书，既继承了外祖父的史学才华，又延续了父亲的政治敏锐，更养成了直言不讳、嫉恶如仇的性格。

青年时期的杨恽在长安太学求学，便以“敢言”闻名。当时同窗讨论时政，多畏首畏尾，唯独杨恽敢直言批评外戚霍光专权：“霍氏一门三侯，权倾朝野，陛下如不早做打算，恐有王莽之祸（虽王莽未出，但杨恽已预见外戚之害）。” 同窗劝他“少说为妙”，他却笑道：“士大夫食君之禄，当言君之过，若明哲保身，与阉宦何异？”

汉昭帝末年（前74年），霍光废昌邑王刘贺，拥立汉宣帝刘询，权势达到顶峰。此时杨恽任郎官，虽职位低微，却暗中收集霍氏谋反的证据。公元前66年，霍氏家族果然发动政变，杨恽提前将消息密报汉宣帝，助朝廷平定叛乱。宣帝论功行赏，封杨恽为平通侯，升任中郎将，一时风光无两。

初入朝堂的杨恽意气风发，他整顿吏治，将中郎将府的贪腐小吏全部罢免，又建议宣帝“减赋税、轻徭役”，深得民心。宣帝曾对群臣说：“杨恽有其外祖父之风，直而不阿，可辅朕治天下。” 然而，这份“直而不阿”，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二）朝堂风波：直言获罪的开端

汉宣帝时期，朝政表面清明，实则暗流涌动：外戚许氏（宣帝皇后家族）与史氏（宣帝祖母家族）相互勾结，权臣张安世（酷吏张汤之子）把持中枢，官场弥漫着“明哲保身”的风气。杨恽看不惯这种虚伪，屡屡在朝堂上直言批评。

一次朝会上，宣帝讨论“祭祀礼仪改革”，许氏外戚建议“增加皇家祭祀规模，彰显天威”，实则想借机搜刮民财。杨恽当场反驳：“百姓连年受灾，流离失所，陛下当减皇家用度以济灾民，而非增祭祀之费。外戚只知媚上，不顾民生，实乃误国！” 此言一出，许氏家族对他恨之入骨，张安世也暗记在心。

更让权贵不满的是，杨恽还喜好“揭短”。他发现张安世之子张延寿利用职权侵占良田，便直接上书宣帝：“张延寿倚仗父势，强占民田三百亩，民怨沸腾，请陛下严惩。” 宣帝虽处罚了张延寿，却也觉得杨恽“过于严苛，不懂圆滑”。

公元前54年，发生了一件看似偶然的事：太仆戴长乐（宣帝亲信）在祭祀时口出狂言，被人举报“大不敬”。戴长乐怀疑是杨恽背后指使，便反咬一口，诬告杨恽“诽谤朝政，妄议先帝”。宣帝本就对杨恽的“直言”有所忌惮，加上许、史外戚与张安世的暗中推动，最终下诏将杨恽免官为民，遣回封地。

（三）乡居岁月：《报孙会宗书》中的悲愤

罢官后的杨恽回到封地华阴（今陕西华阴），表面上“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实则内心充满愤懑。他的好友孙会宗（时任安定太守）写信劝他：“大臣废退，当闭门思过，不宜治产业、通宾客，以免招人非议。” 正是这封信，引发了杨恽那篇流传千古的《报孙会宗书》，也让“一丘之貉”成为历史的注脚。

杨恽在信中开篇便倾诉委屈：“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 他承认自己“性格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但对被诬告仍愤愤不平。信中最尖锐的部分，是他对当朝权贵的批判：

“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这段文字看似描写乡居乐趣，实则暗藏讽刺：“田彼南山，芜秽不治”暗指朝政混乱；“种一顷豆，落而为萁”比喻贤才被弃、小人得志。而最直白的批判，便是那句震撼后世的“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故何行而不得，何为而不果？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杨恽在这里借孙会宗的经历讽刺：你孙会宗本是魏地（西河）人，那里有段干木、田子方的君子遗风，如今到了安定（昆戎旧地），却沾染了当地子弟的“贪鄙”习气，这难道是“习俗移人”？不，是你本性如此！最后一句“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更是将批判推向极致：从古到今的权贵，都是一路货色，都是贪婪虚伪的“貉”，没什么差别！

这封信字字泣血，句句带刺，既是对个人遭遇的控诉，更是对整个官场虚伪的宣战。杨恽或许没想到，这封私人信件会被呈给汉宣帝，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腰斩之祸：“一丘之貉”的代价

公元前54年冬，杨恽的一个仆人因过失被责罚，心怀怨恨，便将《报孙会宗书》的抄本交给朝廷，诬告杨恽“借信诽谤圣上，讽刺时政”。汉宣帝读信后勃然大怒，尤其是“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一句，被视为“谤讪先帝，无人臣礼”。

此时，许、史外戚与张安世趁机落井下石，联名上书：“杨恽免官后不思悔改，反而怨望朝廷，诽谤圣上，其心可诛！” 汉宣帝本就对杨恽的“狂言”不满，当即下令将杨恽逮捕入狱。

审讯期间，廷尉（司法官）引用信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等句，指控杨恽“借农事讽刺朝政混乱”；“古与今，如一丘之貉”则被定性为“否定古今圣贤，污蔑历代君臣”。最终，汉宣帝下诏：“杨恽大逆不道，腰斩处死；其妻子流放酒泉郡；孙会宗因‘知情不报’被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