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交友态度（1/2）

“平易近人”：从治国理念到处世智慧的千年传承

一、典故出处：跨越千年的政治箴言

“平易近人”作为汉语中极具生命力的成语，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典籍中关于治国理政的记载。最早的文字雏形见于《尚书·五子之歌》，其中提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里的“平易近民”是夏禹对后人的训诫，强调君主应亲近百姓而非轻视，以平和简易的态度对待民众，才能赢得民心归附。

而将这一理念与具体历史人物结合，使其成为典故的则是《史记·鲁周公世家》。司马迁在记载周公旦的事迹时，借鲁公伯禽与齐太公姜尚治政风格的对比，进一步阐释了“平易近民”的实践意义。文中提到，伯禽受封于鲁后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政绩，周公问其原因，伯禽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姜尚受封于齐，五个月就汇报政绩，周公问其原因，姜尚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周公感慨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正是这段记载，让“平易近民”从抽象训诫转化为具体的治国实践案例，最终演变为后世常用的“平易近人”。

二、成语含义：从政治理念到处世准则的演变

“平易近人”的含义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清晰的演变轨迹。最初的“平易近民”是典型的政治术语，“平易”指治理政策简约易行、不苛繁复杂，“近民”则强调君主或统治者主动亲近百姓、不高高在上。其核心是倡导一种“简政亲民”的治国理念：反对严刑峻法与繁琐礼教对民众的束缚，主张以温和、简易的方式推行教化，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安居乐业。

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这一成语的适用范围逐渐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人际交往领域。现代语境中的“平易近人”，更多指人的态度温和谦逊，没有架子，容易让人接近；也可形容文字、作品风格通俗易懂，不晦涩生硬。无论是对领导者的评价，还是对普通人处世风格的描述，“平易近人”都承载着人们对“平等、亲和、真诚”的价值追求，其内核始终是“消除隔阂，建立联结”。

三、典故故事：周公治政与“平易”之道的实践传奇

要理解“平易近人”的深层内涵，必须回到它诞生的历史土壤——西周初年的政治变局，以及那位用一生践行“平易”之道的政治家——周公旦的传奇人生。

（一）乱世受命：从辅佐武王到摄政安邦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让百姓怨声载道，天下诸侯纷纷离心。周作为西方小国，在周文王、周武王的经营下逐渐崛起，而周公旦作为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自幼聪慧贤达，始终是兄长最得力的助手。他目睹商朝因“失民”而亡的教训，早早形成了“民为邦本”的政治认知。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爆发，周公不仅参与谋划，更亲自率军冲锋。战前，他协助武王发布《牧誓》，历数纣王罪状，强调“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将战争的正义性与“救民于水火”紧密相连。战后，面对商朝遗民的惶恐与天下未定的局势，周公力主“以殷治殷”，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同时派管叔、蔡叔、霍叔监国，既避免了对遗民的过度压迫，又防范了叛乱风险，初步展现了“平易”治理的智慧。

然而，武王在克商后不久便身患重病。临终前，他深知太子姬诵（即周成王）年幼，不足以稳定大局，欲传位于周公。周公涕泣推辞，焚香祷告上天：“旦愿代王发之身。”他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黄河，向先王承诺定会辅佐成王安定天下。武王去世后，成王年仅十三岁，面对内忧外患——商朝旧势力蠢蠢欲动，管叔、蔡叔因不满周公摄政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流言，甚至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毅然挑起摄政重担，开启了他“平易治民”的实践之路。

（二）摄政风云：用“平易”化解危机

摄政之初，周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心浮动。商朝遗民对周的统治心存疑虑，诸侯对周公的忠诚充满猜忌，连王室内部也因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此时，有人劝周公用强硬手段镇压流言、威慑诸侯，但周公却说：“民之所怨，非独一人，盖政有不便于民者也。若以威服之，虽暂安，终必复乱。”他选择用“平易”之策化解危机。

首先，他亲自走访各诸侯国，耐心解释摄政的缘由：“我之摄政，非为私权，实为成王年幼，恐天下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待王年长，我必归政。”每到一处，他不摆天子使臣的架子，与诸侯同坐议事，倾听他们的诉求。对那些因流言而动摇的诸侯，他不指责、不惩罚，反而赠送谷物、布匹，说：“周之兴，靠的是诸侯同心。若有疑虑，可随时入镐京见我，不必顾虑。”这种坦诚温和的态度，逐渐打消了诸侯的猜忌。

针对商朝遗民，周公推行“明德慎罚”政策。他下令废除商朝的酷刑，规定“罪人不孥”（不牵连家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对于生活困难的遗民，官府发放粮食、农具，鼓励他们恢复生产。他还亲自到殷地巡查，与遗民中的长者交谈，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汝等昔日受纣之苦，我周王伐纣，本为救民。如今有何难处，可直言相告，我必设法解决。”有遗民抱怨赋税过重，周公当即下令调整税率，按收成比例征税，丰年多收、歉年少收，极大缓解了遗民的抵触情绪。

面对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周公深知单纯军事镇压无法根治问题。他亲率大军东征，历经三年平定叛乱后，没有对参与叛乱的殷民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们迁徙至洛邑，派官员“教之稼穑，导之礼义”，用教化而非刑罚改造他们。他对部下说：“这些百姓本无罪，只是被武庚蛊惑。若能让他们安居乐业，自然不会再反。”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处理方式，正是“平易”理念在乱世中的生动体现。

（三）治国实践：让“平易”融入政令

平定叛乱后，周公开始系统推行“平易治民”的政策，将“民惟邦本”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他深知“政繁则民怨，法苛则民乱”，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始终坚持“简约易行”的原则。

在农业上，他废除商朝“井田制”中繁重的劳役，推行“授田制”，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自主权，规定“什一而税”（税率仅十分之一），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还亲自到田间考察农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制定耕作指南，刻于石碑立于村口，让百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有一次，他见关中地区因水利不畅导致歉收，当即组织百姓修渠引水，亲自参与丈量土地、规划渠道，百姓见摄政大臣亲力亲为，纷纷主动参与，原本需要半年的工程三个月就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