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 小团体（1/2）

费洛德教授主持会议，但具体汇报和讨论由各部门负责人主导。

吴潇所在的“生物-电子界面”组，负责人是位美国科学家。

在汇报最新研制的柔性神经电极阵列时，他特别感谢了团队成员的贡献。

但名单里明显更突出欧美成员，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研究人员大多被归入“技术团队”的统称。

提问环节，一位日本科学家——田中教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技术问题：

“你们报道的信噪比提升，是基于体外测试还是体内验证？

如果是在体数据，请问在长期植入后，电极界面纤维化导致信号衰减的问题解决了吗？”

美国负责人稍显尴尬：“长期植入数据还在收集中，目前的前三个月数据表现稳定。”

“三个月不足以说明问题。”田中教授不依不饶。

“我们组的研究表明，超过六个月后，即使是最高生物相容性的材料也会引起明显的免疫反应，导致信号质量下降至少40%。你们的设计是否考虑了这个因素？”

讨论变得专业而激烈。

吴潇注意到，虽然问题本身是技术性的，但提问和回应的方式，透露出不同国家科研团队之间的竞争关系。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随后的茶歇。

各国科学家自然地形成小圈子交流。

欧美科学家聚在一起，日本科学家自成一组。

中国科学家，包括方郁雾和几位在此工作的中国学者——在另一处。

虽然不时有人跨组交流，但无形的界限清晰可见。

不过方郁雾是个例外，虽然方郁雾主要是与中国科学家交流要多一些，但其他科学家对她的排挤不是那么深，每个小团体都是这样。

方郁雾正与费洛德教授交谈，几位欧洲科学家加入讨论。

吴潇端着咖啡，在不远处能听到片段。

“方，你们中国在神经调控领域的临床进展很快。”一位法国科学家说道，“但有些试验的伦理审查标准，似乎与国际共识不太一致。”

方郁雾平静回应着：“每个国家的伦理框架都基于自身的文化、法律和医疗传统。

中国的伦理审查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并且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伦理准则的讨论和制定。

具体到神经调控试验，我们所有的临床研究都经过国家卫健委和伦理委员会的全面审查，数据公开透明。”

“但知情同意的标准……”另一位英国学者欲言又止。

“我们采用逐步强化的知情同意流程，包括术前详细说明、术中实时确认、术后长期随访中的持续沟通。”

方郁雾的语气依然平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如果有兴趣了解具体细节，我可以提供我们中心最近五年所有神经调控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文件和知情同意书模板，我想，透明是最好的回应。”

对话在专业而略显紧绷的氛围中继续。

吴潇感到，方教授不仅是在为自己辩护，更是在为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形象辩护。

几天后，一个更明显的冲突发生了。

在“计算神经建模”组的组会上，王珊提出了一个改进模型训练效率的算法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