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南北朝工业（1/2）

魏晋风度下的百工之影：魏晋南北朝工业发展纪略

建安风骨，不仅铸就了英雄辈出的时代，也在战火与重构中，为凋敝的手工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当历史的车轮驶入魏晋南北朝这一漫长而动荡的分裂时期，官营工业的身影，在王朝更迭的缝隙中，或扩张，或收缩，却始终未曾消失，它们如同沉默的工匠，雕琢着这个时代独特的经济印记。

曹魏：重铸山河的铁与火

汉末的战乱，使得汉代曾经辉煌的官营手工业遭受重创，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与军事命脉的冶铁业，更是濒临崩溃。曹操统一北方后，深知“兵甲者，国之大事”，而“农，天下之本也；铁器，农之本也”。为迅速恢复生产，强化中央集权，曹魏政权对官营工业，特别是冶铁业，给予了高度重视。

政府专门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等官职，其职责便是“典作农战之器”，全面主持政府设立的冶铁机构。这些官员，多由精通冶金的能工巧匠或深谙经济的大臣担任，如名臣王修之子王基，便曾“迁司金中郎将”，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蜀汉虽偏居一隅，亦效仿曹魏之制，设立了类似官职，以保障其军事与民生需求。而据有江南的孙吴，尽管史书未明确记载设置司金中郎将等职，但从其能大规模制造战船、兵器，并在山越地区开发资源来看，必然在江南各地设置了不少冶铸机构，以应其需。

在管理体制上，曹魏“复将盐铁直接由中央控制，由大司农管理”。这一举措，无疑是对汉代盐铁专卖政策的继承与强化，其目的在于将丰厚的盐铁之利收归中央，同时集中人力物力，促使冶铁工业迅速恢复。

政府不仅直接经营矿冶，还“禁止私人制造器物”，力图垄断铁器的生产与销售。这使得曹魏的冶铁技术在短期内得到提升，鼓风技术、铸造工艺均有改进，为其统一北方及与吴蜀抗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了冶铁，曹魏的宫廷手工业也颇具规模。少府作为皇室财政与手工业的管理机构，下辖多个作坊，其中便有由女囚犯担任纺织劳作的部门，以供应宫廷的奢侈需求。这些作坊生产的织物、漆器、玉器等，工艺精湛，代表了当时较高的手工业水平。

孙吴：水乡泽国的织与造

偏安江南的孙吴政权，凭借长江天险和水乡沃野，其官营工业呈现出与曹魏略有不同的特点。孙权曾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器为用。”因此，其官营工业同样注重冶铸，但更侧重于满足造船业的需求。吴地盛产铜锡，其铸钱业亦有发展，赤乌年间所铸“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大钱，虽然在经济上造成一定混乱，却也反映了其铸币能力。

在宫廷手工业方面，孙吴“亦有少府管理的宫廷作坊，如同曹魏一般，并由女囚犯担任纺织”。这些作坊为皇室及贵族生产各种奢侈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区自古便有丝织业的基础，孙吴的官营丝织业虽不及蜀汉，但亦有相当规模，为日后南朝丝织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蜀汉：天府之国的锦绣与匠心

相较于魏吴，蜀汉的官营工业规模或许稍逊，但其特色却极为鲜明，尤以织锦工业独步天下。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一语道破蜀锦在蜀汉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这“伎巧之家”，很大程度上便是指由官府管理的织锦工业。蜀汉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锦官”，驻于成都城南，其官署所在地日后被称为“锦官城”，成都亦因此别称“锦城”。

锦官的职责便是管理官营织锦作坊，组织工匠织造蜀锦。这些官营作坊拥有当时最优秀的织工和最精良的设备，生产的蜀锦色彩艳丽，图案精美，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虽为汉代之物，但其技艺为蜀汉所继承并发扬。蜀锦不仅是皇室贵族的喜爱之物，更是蜀汉重要的战略物资，大量远销魏、吴及西域诸国，换取战马、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成为支撑蜀汉政权的“钱袋子”。

三国时期官营工业的共性：资源的全面掌控

无论是魏、蜀还是吴，在对官营工业的原料控制上，都体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当时的铜、铁、金、银等矿藏开采，几乎全由官府控制，严禁私人染指。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官府工业的原料“不虞匮乏”，更是为了防止地方豪强或敌对势力借此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