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元嘉之治（2/2）

史评还特别提到，元嘉中期曾有水灾为患，但太祖文帝能够省费减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因此国家安然度过了危机。后来到了宋孝武帝刘骏末年，也曾积旱成灾，虽然灾情的严重程度与元嘉时期相似，但救济工作远不及元嘉时期得力，所以虽然灾情不及元嘉时的一半，但死亡人数却成倍增加。

这从侧面反衬出文帝时期救济工作的高效与得力。

然而，盛极而衰，似乎是历史的铁律。文帝刘义隆在其统治的晚年，或许是被“元嘉之治”的辉煌冲昏了头脑，或许是渴望完成父亲刘裕未竟的统一大业，他开始积极筹划北伐，意图收复中原失地。

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文帝不顾部分大臣的反对，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下令出师北伐。

这场北伐，最终以刘宋军队的惨败告终。宋军“覆师丧旅”，损失惨重。北魏军队趁势反攻，兵锋直抵长江北岸，甚至烧杀掳掠至广陵（今扬州），将广陵一万多户人家掳往北方。徐、豫、青、冀、兖等州的人民惨遭杀戮者无数，千里无烟，一片残破。这场战争，使得宋王朝的财政濒临破产。

为了弥补巨大的军费亏空和战争损失，文帝不得不下令削减百官俸禄的三分之一，并开创性地向民间富有者“借用”资财，规定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家资满二十万钱者，须借给政府其四分之一的财产，待战事平息后归还。

这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战时公债”了。

尽管财政如此窘迫，文帝仍坚持不向普通人民增加租调，这份坚持，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也算是他最后的“善政”之一。

元嘉二十七年的惨败，不仅掏空了刘宋的国力，也极大地打击了文帝的精神。两年后，即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心力交瘁的宋文帝刘义隆，竟被他寄予厚望的太子刘劭所弑杀。

随后，文帝第三子刘骏起兵讨伐刘劭，继位为帝，是为宋孝武帝。

孝武帝刘骏继位后，刘宋王朝的政治风气与经济状况便急转直下。此后的继位者，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再无刘裕、刘义隆父子那般的雄才大略与施政远见。东晋以来的户调制度，原本规定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

但到了孝武帝刘骏时期，竟将户调增至“民户岁输布四匹”，几乎是原先的四倍之多！如此横征暴敛，百姓安得不民穷财尽？曾经繁荣一时的“元嘉之治”，如同落日余晖，迅速被接踵而至的政治黑暗与经济凋敝所吞噬，南朝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自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凭借权势，将山川林泽视为私产，百姓樵采渔猎，都要向他们缴纳重税，甚至被驱打辱骂。刘裕出身寒门，对此深恶痛绝。他下令，凡山泽湖海之利，除法令特别规定者外，均向百姓开放，任民取用。

这道诏令，让无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苦百姓，多了一条活路。他们可以去山里砍柴，可以去湖中捕鱼，而不必再看豪强的脸色，缴纳高昂的“买路钱”。

“陛下，”户部尚书沈林子轻步走入，躬身行礼，“荆州、雍州两地的租税减免事宜，地方官已具文回报，百姓们无不欢欣鼓舞，称之为‘仁政’。”

刘裕点点头，目光投向窗外远方，仿佛能看到荆楚大地上，百姓们正在田间辛勤劳作，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光芒。

“朕出身农家，最知稼穑之艰难，赋税之沉重。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起来。”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过去，多少良家子弟，为了躲避繁重的徭役，或自残肢体，或逃亡山林，沦为盗匪，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不，是苛政逼迫的！”

想起那些为了逃避冶铁苦役而自伤残废的百姓，刘裕心中便一阵刺痛。那冰冷的铁器，不仅摧残了他们的身体，更碾碎了他们的尊严和生活的希望。

因此，他下令，凡因避重役而自伤残者，一律免除其冶铁劳役，并由地方官府妥善安置，给予必要的救济。

“还有那些吏役和军人，”刘裕继续说道，“十二岁以下，六十岁以上，以及孤幼、单丁，家中有老弱需要扶养者，都应遣散为民。他们为国家效力，已经尽了本分，不能让他们及其家人再受苦。对于那些确实贫困无依的，政府要长期救济，不能让他们冻饿而死。”

沈林子闻言，心中感动不已。自古君王，多视百姓为草芥，视士卒为工具，能如此体恤下情，关怀到每一个个体的，恐怕唯有眼前这位武帝了。“陛下仁德，实乃苍生之福。臣定会督促各地，将陛下的旨意落到实处，绝不敢有丝毫懈怠。”

刘裕微微颔首，目光再次变得坚定：“整顿赋役，减轻民负，非一日之功。朕执政十余年来，虽殚精竭虑，推行了一些措施，但积弊甚深，仍需常抓不懈。朕不要什么虚浮的盛世之名，只求天下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孩子们能读书，老人们能安享天伦。”

他站起身，走到殿外的廊下，望着宫墙外那片广阔的天地。长江流域，这片被战火蹂躏多年的土地，因为他的一系列举措，正逐渐恢复生机。

农业生产慢慢恢复，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人口也开始缓慢增长。这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仅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更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他心中那个尚未完全实现的梦想——统一中原，恢复汉家故土。

“传朕旨意，”刘裕的声音在庭院中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自今往后，中央各部门，乃至地方州县，凡有征调，必须严格依照律法，不得擅自增加分毫。如有违者，以欺君罔上、虐害百姓论罪！”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刘裕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在为刘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为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的经济发展，奠定一块坚实的基石。

他或许没有留下多少华丽的辞藻，但他用一道道切切实实的利民政策，践行着一个“好皇帝”的承诺，也为南朝宋的经济思想，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藏富于民，与民休息”。

在他的治理下，南朝宋初期的经济，如同初春解冻的河流，开始缓缓复苏，流淌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刘裕轻徭薄赋、关注民生的经济思想，也如同种子一般，播撒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等待着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