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东汉财政缺口（1/2）

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光武中兴，汉室重光。洛阳宫阙在战火的余烬中重建，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正如历史的轮回往复，初创时的清明节俭，往往难以抵御承平日久滋生的奢靡与外患带来的重压。东汉王朝的财政，自开国之初便埋下了隐忧，至中后期，军费与俸禄这两大支出，如同张开的饕餮巨口，不断吞噬着国家的府库，最终形成了难以弥合的财政缺口，将帝国拖入了更深的危机。

东汉政府的财政支出，并非一味困于军费与俸禄。为了稳固统治、恢复生产，朝廷在基础设施与文教事业上亦投入不菲。交通运输的畅达，是政令通行、物资流转的命脉；抚恤赈灾，关乎黎民生计与社会安定；农田水利的兴修，则是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建校育才，更是光武以来所大力提倡的“柔道取天下”、“偃武修文”之策的具体体现。建武五年，天下初定，光武帝便下令在洛阳修建太学，广置博士，传授经学。

一时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文教之盛，甚至超越了西汉武帝时期。这些投入，对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言，本是必要之举措，然而，当军费与俸禄的开支如同脱缰野马般膨胀时，这些关乎长远的投入便往往被挤压，甚至成为被挪用的对象。

军费，始终是压在东汉财政头上的一座大山。光武皇帝深知战乱之苦，安定天下后，便“偃武修文，不欲穷兵黩武”，尽量停止大规模用兵，削减军队，以减轻百姓负担。然而，边疆的稳定，并非一厢情愿的“不欲”便能实现。

匈奴的威胁虽较西汉有所减弱，但并未根除。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因内部纷争及北匈奴的压力，遣使内附，请求迁居塞内。光武帝出于“以夷制夷”、“以逸待劳”的战略考量，同意了其请求，将南匈奴部众安置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此举虽暂时缓解了北方边患，却开启了东汉政府对归附部族长期“岁给”的先例。为了安抚南匈奴，朝廷每年需向南匈奴支付的“赏赐”及所需的粮食、布帛等物资，折合钱币高达一亿九千万之巨。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南匈奴之外，西域亦是军费的另一大宗。自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便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东汉初年，西域诸国因不堪北匈奴的重敛，再次请求内属，设置都护。朝廷内部对此争论不休，最终虽恢复了西域都护的设置，但每年用于西域的“供给”费用亦高达七千四百八十万钱。这笔开支，如同一个无底洞，持续消耗着汉廷的财力。

至安帝、顺帝时期，边患再起，羌人之乱尤为猖獗。安帝永初年间，先零羌等部反叛，朝廷被迫调兵遣将，连年征讨，“动资巨亿”。据史料记载，仅平定此次羌乱，费用便达到了惊人的二百四十余亿钱！灵帝时期，东羌再次叛乱，为了镇压，朝廷又耗费了四十四亿钱之巨。如此巨额的军费开支，远非正常的赋税所能支撑。为了弥补亏空，朝廷不得不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所谓“田亩增税，口钱加重”，百姓本已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杂税丛生，徭役繁重，使得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与军费并列的另一大支出便是官吏俸禄。东汉初年，光武、明帝、章帝时期，尚能保持官吏队伍的精简与清廉，俸禄支出尚在可控范围。但自和帝以降，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腐败，官僚机构也随之恶性膨胀。

不仅官员数量激增，各种虚职、冗员充斥其间，而且权贵子弟、宦官亲信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官职，享受俸禄。更有甚者，“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选拔制度的崩坏，使得大量无能之辈充斥官场，他们不仅不能为国家分忧，反而只会搜刮民脂民膏，侵蚀国库。庞大的官僚队伍，其俸禄支出自然水涨船高，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沉重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