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盛世阴影，帝王功过的另一面——康熙统治的局限与遗患（2/2）

固定丁银总额后，地方官吏为弥补开支和中饱私囊，往往在田赋和“火耗”上加重盘剥，导致“摊丁入地”前，无地少地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未有效减轻，土地兼并现象依然存在。

其对工商业总体仍持传统“重农抑商”态度，虽局部开放海禁（如指定广州、厦门等口岸），但并未形成鼓励工商发展的系统性政策，且对海外贸易仍有诸多限制。

晚年，由于持续的战争（如对准噶尔）、宫廷开支、治河工程以及蠲免赋税，国家财政虽未至枯竭，但已显紧张，库存银两有所下降，为其后继者留下了些许财政压力。

康熙帝的边疆政策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其治理成果为后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西北方向，他通过三次亲征彻底击溃噶尔丹，召开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正式纳入版图，并建立盟旗制度进行有效管理。

这些举措虽然未能立即消灭准噶尔汗国，但严重削弱了其力量，确立了清朝在漠北的统治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帝对青海地区的经营为后继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通过册封青海蒙古首领、派驻官员、推行盟旗制度等措施，逐步加强了对青海的控制。

这种持续的经营与布局，使其子雍正帝得以在雍正初年顺利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彻底将青海纳入清朝直接管辖范围。

雍正朝的胜利，正是建立在康熙朝对西北边疆长期经营的基础之上，体现了康熙边疆政策的延续性与成效。

康熙帝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态度，展现了超越时代的开放胸怀与学习精神。

他不仅个人深入研习数学、天文、医学、地理等西方知识，更在《圣祖实录》中留下了试图推广这些学问的明确记载。

他谕令将《几何原本》等着作翻译成满汉文字，并亲自向皇子与大臣讲解数学原理，希望将西方科学纳入官方知识体系。

在历法改革中，他大力支持南怀仁等传教士基于西方天文学知识编制《时宪历》，取代传统的《大统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他还组织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进行全国大地测量，绘制成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皇舆全览图》。

这些努力证明，康熙帝确有将西方科技推而广之的明确意图。

然而，其推广成效受制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文化结构。

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根本，士大夫阶层对奇技淫巧普遍持轻视态度；官僚体系缺乏推广科技知识的动力与机制；广大农村社会仍沿袭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技推广，因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最终未能形成持续性的科技革命。

康熙帝的开明尝试，在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终究难以突破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