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总结展望，盛世下的隐忧（1/2）

绍兴三十八年，秋。

临安皇城，大庆殿。

今日并非朔望大朝，殿内却冠盖云集。

自宰执、枢密、三司使、六部尚书、侍郎，至在京重要将领、各路转运使、安抚使代表，济济一堂。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寻常朝会的凝重与激昂交织的气氛。

这是赵构御极以来，少有的一次最高规格的、全面的国情咨议与战略展望会议。

议题的核心，便是在“蒙古西征结束、使者狂妄划界、人口普查结果惊人” 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连冲击下，帝国该如何审视现状、谋划未来。

御座之上，赵构并未穿衮冕，而是一身赭黄常服，神色肃穆。

他目光缓缓扫过殿下肃立的文武重臣，声音沉稳地开启了今日的议政：

“诸卿。自南渡以来，已近四十载。

这四十年，是颠沛流离、重整山河的四十年，亦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四十年。

去岁人口普查，在册户一千五百余万，口近九千万，此乃三皇五帝以降，未有之盛！

仓廪之实，甲兵之利，文教之昌，工商之繁，漕运之通，海舶之广，皆远超靖康之前。

此皆赖上苍庇佑，祖宗余烈，更赖在座诸公与天下臣民，同心戮力，方有今日之局。

朕，在此谢过诸位了。”

说着，赵构竟微微向殿中众臣颔首。

“臣等不敢！此乃陛下圣明，领导有方！”群臣慌忙躬身，许多老臣更是眼眶微湿。

他们亲历了南渡初年的风雨飘摇，目睹了这几十年来帝国如何一步步从废墟中站起，走向今日的强盛，此刻听到皇帝亲口肯定，心中无不感慨万千。

然而，赵构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深沉：“然，居安当思危，治平须虑乱。今日之盛景，绝非高枕无忧之凭。诸卿且看——”

他示意内侍展开一幅巨大的坤舆全图，悬挂于殿侧。

地图之上，大宋疆域用醒目的朱红色标出，从东海之滨到巴山蜀水，从岭南烟瘴到新复的襄汉、淮北，连成一片，蔚为可观。

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被地图上那从漠北一直延伸到遥远西方的、大片用暗沉褐色涂抹的区域所吸引——那代表着蒙古人征服或摧残过的土地。

褐色的边缘，如同贪婪的巨口，从北、西两个方向，隐隐钳制着红色的疆土。

而在褐色与红色之间，还有一块颜色斑驳、标注着“西夏（东西分裂）” 的狭长地带，如同脆弱的缓冲，又像是随时可能被吞没的饵食。

“隐忧之一，在北，在西，在头顶悬着的这柄‘蒙古之剑’。”

赵构的手指重重落在漠北，然后向西划过，“铁木真西征已毕，携灭国数十之威，即将东归。

其使者塔塔统阿之狂悖，诸卿亲见。其所求，非止金帛，实欲亡我社稷，绝我华夏衣冠！此敌之强，之暴，之野心，亘古未有。

其东归之后，兵锋首指何处？是垂死的西夏，还是我朝北疆？其主力何时南下？一年？两年？

此剑何时落下，落于何处，力道几何，朕与诸卿，皆需日夜思之，惕厉备战，一刻不得松懈！”

殿中鸦雀无声，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蒙古的威胁，是悬在每个人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今日被皇帝以最直白的方式再次提起，那股寒意几乎凝成实质。

“隐忧之二，在于西夏乱局可能带来的变数。”

赵构的手指移到西夏，“二主并立，内斗不休，民生凋敝，此诚取死之道。

然，正因其虚弱将亡，反而成为最大的变数。

若蒙古迅速吞并西夏，则其右臂（侧翼）稳固，可得河套、河西之地利，更可获党项残部为前驱，届时自西北俯冲川陕，或自河套南下关中，我朝防线压力将倍增。

若西夏能稍作抵抗，或其中一方做出非常之举……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打乱我之部署。

对此乱局，我朝是该趁火打劫，抢先控制？还是坐观其变，后发制人？或是另有良策？需有定计。”

“隐忧之三，在于我朝自身。”

赵构收回手指，负手而立，目光深邃，“去岁户部报来近九千万口，朕心甚慰，亦甚忧。

慰者，生民滋盛，国力之基也。

忧者，人地之矛盾、赋役之不均、吏治之痼疾、巨室之兼并、流民之安置、乃至都城百万人口之治安消防疫病……诸般问题，随着人口膨胀、社情复杂，皆在加剧。

太平年月，尚可从容调理；一旦战端开启，需举国动员，物力财力人力绷紧至极限，这些内部隐疾，便可能成为溃堤之蚁穴！

届时，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后方若生大乱，则危矣！”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更有甚者，承平日久，文武或有懈怠之心，奢靡之风或起于市井，苟安之念或生于士林。

以为长江天堑可恃，火器坚城可凭，却忘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之古训！

忘了蒙古铁骑是如何踏平花剌子模、罗斯诸国！那些国家，岂无天险？岂无坚城？最终又如何？！”

这番话，如同冷水浇头，让不少因国力强盛而隐隐有些自得的官员悚然惊醒。

是啊，外部强敌环伺，内部隐患暗藏，岂是歌舞升平之时？

“故，今日之会，朕要诸卿抛却虚言，直面这三重隐忧。”

赵构坐回御座，语气不容置疑，“北疆防线，岳卿（岳飞）、吴卿（吴玠）经营多年，朕信得过。

然，仅凭防守，可能久持？ 西夏之局，我朝当持何策？是继续作壁上观，还是落子入局？ 国内诸多积弊，如何在备战同时，加以疏导缓解，甚至化压力为动力？

更关键者，面对蒙古此等大敌，我朝之根本战略，当如何调整？是继续全力巩固北防，静待其来攻？

还是……当有更积极、更长远的谋划？”

“诸卿，畅所欲言。今日之言，出得尔口，入得朕耳，纵有忤逆，绝不加罪。但求谋国之忠，虑事之深！”

皇帝定下基调，殿中气氛先是沉寂，随即如同煮沸的开水，激烈地议论开来。

文武大臣，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关于北防，主流意见仍是继续加强，不容有失。

但在具体策略上，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应继续增兵、囤粮、修城，将北疆打造成铁桶，迫使蒙古知难而退，或在我坚城下碰得头破血流；

另一派则认为，单纯防御被动挨打，应组建更强大的机动野战兵团，在关键地域寻求与敌进行有限规模的决战，以战促和，或至少打掉其锐气。

后一派多以将领为代表，但文臣多虑其风险。

关于西夏，争论更为激烈。

有主张应立即遣使秘密联络西平李德任，提供更多实质援助（甚至有限军事支持），助其统一西夏，扶植一个亲宋政权，作为屏障；有主张应同时接触兴庆方面，两头下注，维持其分裂状态，让我朝有更多操作空间；更有激进者认为，当以“弭兵、维稳”为名，调集西军精锐，陈兵夏宋边境，伺机以“调解”或“防止蒙古入侵”为名，直接控制河西走廊东部要害，将战略前沿向西推进。

当然，也有保守派坚持不干涉，不卷入，节约力量应对蒙古。

关于内政，议题则更为繁杂琐碎，但共识是必须在备战同时，加紧推行“方田均税”（清查土地，平均赋税）、打击豪强兼并、完善常平仓体系以备荒、加强保甲训练与管控、在各大城市推行更专业化的市政管理等。

核心在于“公平”与“效率”，既要保证战争资源征集，又要防止底层民变。

然而，最核心、也最艰难的议题，是关于整体战略的调整。

在蒙古巨大压力下，是继续“以守为主，以江为壑”的稳健（或者说保守）战略，还是尝试更为进取的“以攻为守，开拓外围”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