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藏书繁荣，民间刻书业兴盛（1/2）

当水利的清流润泽千里沃野，军队的锋芒在静默中淬炼之时，另一股无形却同样澎湃的力量，正在帝国的市井巷陌、书斋坊肆间汹涌激荡。

这便是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空前普及、文化教育的巨大需求、以及相对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而迎来的民间刻书、藏书事业的黄金时代。

知识，这个曾经被垄断在少数世家大族、宫廷秘府手中的珍稀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知识结构、思想风气与文化生态。

绍兴三十六年，临安城，“御街”北段，“棚桥”至“众安桥”一带，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街区，而是闻名天下的“书肆”聚集地，人称“书棚”或“经铺”。

漫步于此，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寻常街市的食香与脂粉气，而是浓郁的墨香、纸香与新刊书籍特有的油墨气息。

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书铺招牌迎风招展：“陈道人书籍铺”、“荣六郎经史铺”、“尹家文字铺”、“张官人经籍铺”……这些书铺，门面或大或小，装潢或雅或朴，但无一例外，店内书架林立，卷帙浩繁。

走进“陈道人书籍铺”，但见店内宽敞明亮，分类明确。

东侧是“经部”，整齐陈列着国子监新校刊的《周易》、《尚书》、《毛诗》等“监本”，纸张洁白，刻工精良，墨色均匀，是士子科举的标准用书。

也有价格稍廉的“坊刻本”，虽纸质、刻工略逊，但内容无误，销量极大。

西侧是“史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大部头赫然在目，甚至有新近编纂的《中兴小历》等本朝史书摘要。

南侧是“子部”与“集部”，更是琳琅满目：诸子百家、医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农书（如陈旸《农书》）、算书（如秦九韶《数书九章》，“昊天奖”后名声大噪，供不应求）、兵书（非禁书，如《武经总要》摘要）、笔记小说、诗文别集、乃至科举程文（范文汇编）、字书、韵书，无所不包。

甚至在角落，还能找到印制精美的“画谱”（如《梅花喜神谱》）和带有插图的“话本”（小说雏形，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店内人流如织。

有头戴方巾的书生，仔细翻阅着经史，为秋闱做准备；有身着绸衫的商人，购买医书、农书，或为实用，或为附庸风雅；有管家模样的仆人，奉主人之命，来采购新出的诗集、文集；甚至有益识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好奇地翻看着带图的话本，或被《洗冤集录》白话图解本所吸引。

伙计们热情地招呼着，熟练地推荐着新书、畅销书。

“客官，这本《朱子语类》摘要，是建阳余氏新刻的，字大行疏，最是养眼！”

“这位秀才，可是要备考？小店有最新的‘永嘉先生’批点的《春秋胡传》，保准您高中！”

临安如此，其他刻书中心亦不遑多让。

福建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坊，是全国知名的“图书批发基地”，以刻印速度快、品种繁多、价格低廉着称，“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其所刻书籍，虽纸质较粗（多用竹纸），校勘间有疏漏，但胜在普及，极大地满足了中下层士人、蒙馆、市井的需求，甚至远销高丽、倭国。

成都的“蜀刻”则向来以精良典雅闻名，尤其是佛经与文集的刊刻，享誉海内。

平江（苏州）、婺州（金华）、江西等地，刻书业也十分发达。

刻书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藏书风气的炽盛。

不仅宫廷的秘阁、国子监的书库、各地州县的官学藏书日益丰富，私人藏书更是蔚然成风。

达官贵人、世家大族、富商巨贾，乃至退隐的官员、知名的学者，无不以拥有丰富的藏书为荣，竞相修建藏书楼，搜求善本、秘本。

临安的“直斋”陈振孙、“竹”尤袤，湖州的“直斋”周密（后世知名，此时或年轻），都是名动一时的大藏书家，藏书动辄数万卷。

甚至一些财力雄厚的寺院、道观，也设有藏经阁、藏书室，收藏佛道典籍与世俗书籍。

民间刻书、藏书的兴盛，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知识传播成本降低，教育普及加速：书籍不再昂贵到令人望而却步。

一部普通的经书或启蒙读物，价格可能只相当于几斤米或一匹粗布。

这使得更多的寒门子弟有可能购买书籍，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