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东洲土着的科举制（2/2）

张溥点头道：“还有第四，准许会说汉话且通过防疫筛选的土着用钱粮向附近的府县衙门购买或换取我国民身份。至于用多少钱粮，还需参考当年的粮食或赋税收入来定。”

他提出的这四条捷径，相当于给那些仰慕华夏礼仪且善于钻营的土着提供的路子。

“好！好！好！此四条捷径极好！”

朱高燧略做思考，很快就明白了张溥的意思，忍不住赞道。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必须对那些获得民籍身份的土着旧俗加以修正。”

钱巽补充道：“对于原土着旧俗之中违反朝廷律令的要绝对禁止，没有违反律令的则准以延续。”

“同时要求他们严格遵从华夏礼仪，如束发、修坟祭祖等，否则以悖典忘祖之罪剥夺其民籍身份。”

“右参政所言不错，违反律令的土着旧俗是该禁绝。”

李默先说了一句赞成的话，然后不理解说道：“但土着既已成为我国子民，那便承认了华夏先民为其祖先的事实，当改以华夏后裔自居，行华夏礼仪，放弃旧俗才是正理！”

钱巽反问道：“齐鲁与荆楚之民各有习俗，难道齐鲁之民与荆楚之民，就不是华夏族裔么？”

他说到这里，向朱高燧行了一礼，郑重的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王乃堂堂亲王，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钱卿言之有理，但不良习俗绝对要禁止，比如吃人肉、剥头皮、切手指等恶习！”

朱高燧抬手示意钱巽免礼，然后环视四人说道：“既如此，那便由四位爱卿为孤起草《皇明赵国户籍律令》。”

“臣等谨遵大王谕令！”

李默等四人起身行礼，齐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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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礼考制是“东洲土着的科举制”，是因为在赵国的特殊背景下，“礼考”扮演了和“科举”一模一样的核心角色，它是一套全新的、唯一的土着晋升通道。

对土着而言，礼考像科举一样打开了阶层流动的大门。

对朱高燧而言，礼考是将权力从部落酋长手中收归“赵国小朝廷”的集权工具。

而这一切，都包裹在“化夷为夏”的文化推广外衣之下。

首先，礼考制加速了土着社会阶层的流动。

礼考制通过考核汉话、汉字、汉礼及华夏祖先认证，为东洲土着提供了制度化的身份跃升路径。

通过考核者可登记民籍，获得赵国国民身份，享有从商、务工、进学、科考乃至从军的权利，其子女自动成为“国人”。

这与科举制打破门第限制、以考试选拔人才的逻辑高度一致。

礼考制设计了“四条捷径”（联姻、立功、归附、捐籍），加速土着精英融入主流社会。

这与科举制中“恩荫”“军功授爵”等补充机制异曲同工。

土着通过礼考可进一步参加科举入仕为官，甚至晋升为官籍，形成“野人→国人→官绅”的阶层跃迁链条，与科举制“寒门→士人→官僚”的流动模式本质相同。

其次，礼考制可以帮助朱高燧集权。

礼考制由赵国官府主导，通过户籍户贴、黄册与礼考资格绑定，将土着身份转化权集中赵国小朝廷，即土着必须通过赵国官方考核才能成为国人，部落酋长需要臣服赵国才能获得国籍，这与科举制由中央政府垄断官员选拔权的集权逻辑一致。

通过礼考的土着需要遵守华夏礼仪如束发、祭祖，违者剥夺国籍。

这确保了新晋国民的政治忠诚，类似科举制通过儒家思想培养忠君官僚的机制。

礼考制要求土着放弃不良旧俗，由赵国官府重新定义其祖先谱系即追溯华夏血统，瓦解了土着部落原有的文化认同与自治基础，这与科举制以儒家礼法取代地方习俗的集权效果相似。

最后，礼考制能够促进华夏文化在东洲的普及与传播。

礼考以“说汉话、写汉字、用汉礼”为核心内容，将文化认同作为获取赵国国籍的门槛。

通过者需持续遵守华夏礼仪如修坟祭祖，否则剥夺身份，这与科举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强化文化认同的机制高度重合。

朱高燧下令设立“书院”推广华夏文化，类似科举制下的官学、书院体系。

对绝大多数的土着来说，他们需要进入赵国官府指定的书院学习才能通过礼考，形成“学习—考核—晋升”的闭环。

礼考要求土着“认祖归宗”，将其祖先重构为华夏后裔，通过文化符号的再定义实现身份认同转型，这与科举制以《春秋》《礼记》等经典塑造“华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一致。

朱高燧等于是把科举的“文化—政治”筛选逻辑从官僚选拔领域，移植到了族群身份重构领域，通过制度化的文化考核与身份认证，实现了土着阶层流动、集权强化与华夏文化扩散的三重目标，成为赵国“化夷为夏”的核心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