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 民族主义（2/2）

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承担基本的赋税和徭役，但其社会地位和享有的资源，明确低于前两个阶层，除非自愿加入军籍或者成为预备役。

但他们也被承诺，只要安心生产，支持侯府大业，其子孙后代亦有通过立功（主要是军功）或考入军中文书、工匠等岗位晋升阶层的可能。

其实这个团体的地位只是针对前两个特殊团体，本质地位依然没有太大区别。

第四阶层，自然是归附各族，包括少量归顺的鞑靼部落。

他们被允许在指定区域生活，承担最重的赋税和徭役，其行动受到一定限制。

但相比他们以前在部落里的生活，依然得到了巨大改善。

在民事福利法律上，涉及汉人与“归附民”的纠纷，官府会明显偏向汉人。

沈川的策略是“用其力而抑其势”，利用他们的技能，但严格防止其坐大，并通过各种手段，潜移默化地强化其“次等”地位，最终目标或是同化，或是边缘化。

这套赤裸裸的、以民族和军事贡献为标尺的社会分层，虽然残酷，却在短期内极大地凝聚了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民，尤其是将军人阶层打造成了社会的标杆和既得利益群体。

光有制度还不够，更需要思想的统一。

沈川授意周静的内卫系统和王文辉的文教系统，联手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宣传运动：

首先历史叙事的重构： 官方的蒙学堂、军中宣讲乃至市井说书人，开始系统地讲述“汉家辉煌”与“胡骑肆虐”。

从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到五胡乱华的惨痛，再到蒙元时期的压迫，以及当下建奴、漠南鞑靼乃至西域叶尔羌、准葛尔对汉民（或潜在）的威胁。

历史更是被有选择地、甚至加以渲染地呈现，核心目的就是激发汉民族的集体悲情与复兴渴望。

叶尔羌汗国阿不都克沉迷酒色，几句蔑视汉家的言论，被刻意放大传播，更是激起了普遍的敌忾之心。

第二便是“华夷之辨”的更加极端化： 传统的华夷之辨被推向极端，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文化逐渐被塑造为唯一先进、文明的代表，而其他游牧或西域文化则被贴上“野蛮”、“落后”、“未开化”的标签。

汉人的农耕定居生活被视为正道，游牧劫掠则是需要被征服和改造的陋习（事实的确如此）。

这种论调，为未来的军事扩张提供了“文明征服野蛮”的合法性外衣。

英雄崇拜与军功荣耀： 沈川本人的形象被刻意神化，从“漠南战神”到“汉家希望”，他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象征意义。

军中大力表彰立功将士，不仅物质重奖，更给予极高的荣誉。

阵亡将士被隆重祭祀，入祀“英烈祠”，其家属享受持续抚恤和尊崇。

这种“功名但在马上取”的氛围，使得从军报国成为河套年轻男子最向往的出路。

再是文宣体系的构建： 除了传统的告示、说书，一种名为《靖北旬报》的粗糙印刷品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

上面登载侯府政令、战功表彰、以及充满鼓动性的评论文章，反复强调“汉家子弟当奋起”、“以手中火铳犁取我族生存空间”、“雪历史之耻，复汉唐之疆”等观念给人到来极大的使命感。

在这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下，一个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公民兵”社会雏形，开始在河套显现：

全民皆兵意识，不仅是正规军，就连屯田的民兵，官营作坊的工匠，都被告知他们是汉民族复兴事业的一部分。

整个社会资源，彻底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市民化社会进程来到了新的一步。

尚武精神弥漫： 勇武、纪律、服从、牺牲，被推崇为最高美德。

民间纠纷，若有军属或退伍兵介入，往往占据道德和实际优势。

孩童的游戏，也多了模仿线列进攻、骑兵冲锋的内容。

最后身份认同强化， “汉人”这一身份，在河套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危机感。

通过与其他族群的对比，以及对外部威胁的不断强调，一种“我们”与“他们”的清晰界限被划定。

这种初生的民族主义，虽然粗糙，甚至偏激，却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

它将来自不同省份、原本可能一盘散沙的移民，迅速整合到一个以“汉”为标识的旗帜下。

这股在河套平原上勃发的新思潮，如同地下奔涌的岩浆，寻找着喷发的出口。

在总兵府内，沈川聆听着王文辉关于流民安置成效和夏收在望的汇报，以及周静关于民间舆论导向和军中士气高昂的密报。

他站在那幅巨大的西域地图前，目光锐利。

河套的根基正在夯实，新军的利刃正在磨砺，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汉魂”正在这片土地上被唤醒、被塑造。

这不再是简单的割据自保，而是一场旨在重塑华夷秩序、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进军的前奏。

“民气可用，军心可用。”

沈川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叶尔羌，不过是我汉家铁骑西征的第一块试金石，告诉将士们，告诉所有汉家儿女，

我们不仅要夺回汉唐故土，更要在这片广袤的西域，乃至更遥远的西方，打出一个由我汉人主导的、朗朗乾坤！”

他的话语，仿佛一道惊雷，预示着即将席卷西域的风暴。

这支装备了燧发铳、演练着线列战术、并且被灌输了强烈民族使命感的军队，即将带着河套地区积蓄的粮食、武器以及那股蓬勃欲出的“汉魂”，向着西方，迈出决定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