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安达曼行动2（1/2）

1946年初春，孟加拉湾的海风带着一丝暖意，吹拂着兴南西南部的沿海渔村。这些渔村世代以捕鱼为生，渔民们驾着简陋的木船，在近海海域捕捞鱼虾，维持着清贫而安稳的生活。然而，这一年，一种不同寻常的氛围悄然蔓延开来——在兴南渔政部门的“鼓励”与“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渔船开始驶向遥远的安达曼群岛周边海域。

统调局的特工则伪装成渔民，混在船队中，负责策划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冲突。这些特工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不仅擅长驾驶渔船，还精通摄影、格斗等技能，随身携带的鱼篓里，藏着微型相机、血包等道具，随时准备上演“渔民被袭”的戏码。

1946年1月15日，首批3艘兴南渔船载着20余名渔民（其中5名为统调局特工），从兴南的毛淡棉港出发，驶向北安达曼岛附近海域。渔船驶出港口后，兴南海军的一艘轻型护卫舰便远远地跟在后面，保持着目视可见的距离，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渔船终于抵达北安达曼岛附近海域。这里的渔业资源果然丰富，清澈的海水中，成群的鱼虾随处可见。渔民们兴奋不已，立即撒下渔网，开始忙碌起来。然而，没过多久，两艘英国殖民当局的巡逻艇便疾驰而来，艇上的殖民士兵用扩音器喊话，要求渔船立即离开“英国管辖海域”。

按照预定计划，渔民们并未理会，继续作业。英国巡逻艇见状，直接驶近渔船，用水炮喷射渔船甲板，随后，几名殖民士兵跳上渔船，强行扣押渔网与渔具，并将渔民们押上巡逻艇。过程中，伪装成渔民的统调局特工故意反抗，与英国士兵发生“肢体冲突”，一名特工悄悄用藏在鱼篓里的微型相机，拍摄下“渔民被殴打、被拖拽”的画面，另一名特工则趁乱将预先准备好的血包捏破，假装受伤倒地。

英国殖民当局的巡逻艇带着扣押的渔船与渔民，驶向安达曼群岛的布莱尔港。而与此同时，兴南海军护卫舰上的通讯兵，早已将“渔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回仰城。

消息传回兴南后，早已准备就绪的舆论机器立即启动。1月18日，《兴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标题《英殖民当局蛮横无理，兴南渔民海上遭扣押》，配上特工拍摄的“渔民受伤”“渔船被拖走”的照片，文字极尽渲染之能事：“1月15日，我3艘渔船在传统渔场正常作业时，遭到英国殖民巡逻艇的非法拦截。殖民士兵如同强盗般登上渔船，殴打手无寸铁的渔民，强行扣押渔船与渔具，将渔民们关押在巡逻艇的底舱，不给食物与饮水。此举严重侵犯了我国渔民的合法权益，是对兴南主权的公然挑衅！”

同日，《南洋周刊》发布了渔民“声泪俱下”的控诉访谈。被释放的渔民（在统调局特工的授意下）对着电台麦克风哭诉：“那些英国士兵太残忍了，上来就打，我的胳膊被打断了，渔网也被撕碎了……他们还威胁我们，说再敢来就枪毙我们！我们只是捕鱼谋生，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这些经过精心编排的控诉，迅速引发了兴南民众的强烈不满。

仰城、曼谷、等大城市纷纷爆发示威游行，民众高举“抗议英国殖民暴行”“归还传统渔场”“释放被捕渔民”的标语，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维护渔民权益。部分激进的民众甚至聚集在英国驻兴南大使馆外，投掷石块与鸡蛋，高喊“英国滚出安达曼”的口号，场面一度失控。

舆论声浪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不仅席卷兴南全境，还通过海外华人报刊传到了全球华人社群。纽约、旧金山、伦敦、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纷纷组织抗议活动，向英国政府施压。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再加上英国此时已无心在远东与兴南发生冲突，殖民当局不得不释放渔民、归还渔船，并公开道歉。

第一次冲突的成功，让兴南更加坚定了既定策略。此后，类似的冲突在1946年全年持续上演，共计爆发17次，规模与激烈程度逐步升级。

2月下旬，10艘兴南渔船组成编队，前往中安达曼岛海域作业。英国殖民当局的4艘巡逻艇闻讯赶来，试图驱赶渔船。渔民们按照预定计划，驾驶渔船故意冲撞巡逻艇，形成海上僵持局面。英国巡逻艇因担心事态扩大，只能鸣笛警告，却不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终不得不撤离现场。兴南媒体随即报道《兴南渔民英勇抗争，英国巡逻艇狼狈逃窜》，将渔民们塑造成“扞卫国家权益的英雄”。

4月中旬，冲突升级为船体碰撞。兴南一艘渔船在安达曼群岛中部海域与英国巡逻艇相遇，渔船故意靠近巡逻艇，在碰撞后假装船体受损，渔民们纷纷跳入海中“求救”。兴南媒体立即报道“英国巡逻艇蓄意撞船，导致渔民落水”，并动用海军巡逻艇前往“救援”，形成了海上对峙的紧张局面。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再次道歉，并赔偿了渔船的“损失”。

6月上旬，甚至出现了渔民“死亡”的戏剧性场面。统调局特工伪装的渔民，在与英国士兵的“冲突”中，用预先准备好的血包与假死道具，上演了一场“渔民被殴打致死”的戏码。兴南政府借此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并赔偿巨额抚恤金。英国殖民当局百口莫辩，只能选择息事宁人，将涉事士兵召回，并给予渔民一定的经济补偿。

每次冲突后，兴南都第一时间启动全球舆论机器。通过海外华人报刊、无线电广播向国际社会发声，强调“安达曼群岛周边海域的渔业权益归属存在历史争议”，指责英国殖民当局“无视华人传统权益”“滥用武力对待平民”。同时，兴南暗中资助国际人权组织发布“安达曼群岛人权报告”，将渔业冲突包装成“殖民压迫与民族权益的斗争”，争取到了部分反殖民力量的支持。

外交层面，兴南外交部长周明远频繁召见英国驻兴南大使，就“渔民被袭事件”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尊重兴南的传统渔业权益”，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解。兴南还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详细列举“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附上大量“证据照片”与“渔民证词”，将安达曼群岛问题从“殖民管辖议题”成功转化为“兴南核心利益争端”，为后续的武力行动铺垫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在这一系列操作中，兴南的民众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保卫传统渔场”“夺回安达曼群岛”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政府后续的军事行动积累了充足的民意支持。而英国殖民当局则疲于应对，一方面要应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愿与兴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让兴南的行动更加肆无忌惮。

1946年底，印度独立进入倒计时。英国殖民当局对安达曼群岛的管控力度逐渐减弱，岛上的殖民军队开始撤离，而印度独立派武装则开始逐步接管群岛的部分区域。楚阳敏锐地察觉到，时机正在发生变化，冲突的对象必须从英国殖民军转向印度独立派武装。

“印度即将独立，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印度独立派的崛起，是区域安全的威胁。”楚阳在军委会会议上强调，“只有将冲突与印度的‘扩张野心’绑定，我们的武力行动才更具合理性。现在，英国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们的主要对手，变成了即将独立的印度。”

随后，兴南的策略悄然调整。统调局挑选精锐特工，伪装成渔民，驾驶配备轻型武器的渔船，频繁闯入安达曼群岛核心海域，与印度独立派武装的巡逻船只发生激烈摩擦。这些特工驾驶的渔船经过特殊改造，船底加装了钢板，船舱内藏有冲锋枪、手榴弹等武器，随时准备应对印度武装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