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初临十里洋场（1/2）

半月时光在车马辗转中悄然流逝，曾经在岷江江畔埋首挖掘的“画师学徒”楚阳，此刻已摇身一变，成了沪海十里洋场街头一位引人注目的俊俏公子。他身着一身熨帖的浅灰色西装，头戴一顶宽檐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将原本锐利的眼神掩去几分，多了些斯文儒雅的气质。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眼前林立的西式建筑、穿梭的黄包车与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他一时有些恍惚——从滇蜀边境的江口镇，到这纸醉金迷的沪海，仿佛跨越的不仅是千里路程，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他此行的时间本就紧迫。当初向县保安团李龚磊请假时，获批一个月的假期，可光是挖掘张献忠沉船宝藏，就足足耗去了二十余天。若按原计划在昆明采购军火武器，哪怕只多耽搁一两天，剩余的假期也会变得捉襟见肘。好在团长李龚磊极度贪婪，为了多收几日西城门的入城费及各类杂项钱款，不仅爽快地批准了他的假期，还意有所指地暗示他“不必急于返回”，这才给了他辗转前往沪海的机会。一念及此，楚阳心中稍安，脚步也加快了几分——他的第一站，双庆码头。

双庆码头作为民国西南第一码头，其繁华程度早已闻名遐迩。此刻正是清晨，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脚下的青石板路被往来行人与车马磨得光滑发亮，两侧的小摊小贩挨挨挤挤，吆喝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喧嚣的市井乐章。卖糖画的老人握着熬得金黄的糖浆，在石板上手腕翻飞，转眼间一只威风凛凛的糖老虎便引得孩童们围拢争抢；挑着担子的小贩穿梭在人群中，担子两头的竹篮里装满了新鲜的柑橘与枇杷，在晨阳光下透着饱满的光泽；还有些售卖古玩、布匹的摊位前，不时有客商驻足翻看，与摊主低声议价，空气中弥漫着汗水、水果与烟火混合的复杂气息。

拥挤的人潮里，既有穿着西装、说着半生不熟中文的外国商人，也有身着长衫、手摇折扇的本地乡绅，还有些扛着货物、汗流浃背的搬运工，每个人都步履匆匆，为了生计或利益奔波。耳边传来的，是南腔北调的话语，其中最亲切的，当属本地阿公阿婆那带着浓重川音的闲聊——他们坐在码头边的石阶上，摇着蒲扇，谈论着谁家的娃儿考中了学堂，谁家的铺子又进了新货，语气里满是生活的烟火气。可楚阳却敏锐地察觉到，这片繁华之下，藏着一种虚假而畸形的底色。1913年的民国，时局动荡不安，西南地区虽暂得安稳，却也难逃时代的烙印。码头上往来的货物中，既有民生所需的粮食、布匹，也有洋人的鸦片与武器；那些看似光鲜的外国商人，眼神里藏着对这片土地的觊觎；而本地的富商乡绅，一边享受着码头带来的红利，一边又对时局的变化忧心忡忡。就连那些欢声笑语的孩童，脸上也难掩一丝营养不良的蜡黄。

他在双庆码头只停留了半日，并非为了欣赏这份虚假的繁荣，而是为了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报一声平安。1913年的恐龙府镇南县，偏远闭塞，远未达到电报往来的便利，想要传递消息，只能辗转托人。楚阳来到码头旁的电报局，提笔写下一行简短的文字：“一切安好，有要事前往沪海，勿念，楚阳。”他没有将电报直接发往家乡——那里连电报局都没有，而是发往了在昆明云南讲武学校求学的同族阿哥楚礼手中。楚礼是族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在昆明也算有些门路，只有通过他，才能想方设法将这封平安信寄回那遥远的家乡，让父母放下悬着的心。

发完电报，楚阳没有片刻停留，马不停蹄地来到码头的售票窗口，购买了前往沪海的邮轮票。他知道，沪海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地——那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埠，更是军火交易的隐秘聚集地，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他需要的、足够精良的武器。握着那张印着邮轮图案的船票，楚阳抬头望向江面，远处的轮船鸣响了汽笛，浓烟在天空中拉出一道长长的灰线。他深吸一口气，将心中的思绪压下，转身朝着码头的登船口走去。前路未知，乱世之中，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迎着风浪，继续前行。

当楚阳踏上沪海码头的那一刻，便被一股与西南截然不同的喧嚣裹挟。1913年的沪海，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漩涡中心，像一块吸铁石，将世界各地的人、货物与思潮都卷入其中，硬生生在黄浦江畔堆砌出一座“东方巴黎”的浮华幻象。

码头上，蒸汽轮船的烟囱冒着浓黑的烟柱，轰鸣声震得江面上的水波都在颤抖。刚靠岸的“太古号”邮轮旁，穿着藏青色制服的外国船员正指挥着搬运工，将一箱箱印着英文字母的货物从船舱里抬出——有来自英国的布匹、美国的机械零件，还有法国的香水与葡萄酒。岸边的起重机“嘎吱嘎吱”地转动着，将沉重的货箱吊到马车上，车夫们挥着鞭子，吆喝着让开道路，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留下两道深深的辙痕。

沿着码头往市区走，便是沪海最负盛名的“十里洋场”。两侧的建筑像一场跨越时空的拼接：一边是红砖墙、尖屋顶的西式洋楼，窗台上摆着娇艳的月季，阳台上挂着白色的窗帘，偶尔有穿着洋装的妇人倚着栏杆，用手帕扇着风；另一边却是黛瓦白墙的中式弄堂，晾衣杆从窗口伸出，挂满了蓝布衫、花旗袍，孩童们在弄堂口追逐打闹，手里拿着糖人，笑声清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挤在一起，却奇异地融合出一种独特的热闹。

街道上更是车水马龙，拥挤得几乎挪不开脚步。黄包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车夫们穿着短褂，汗流浃背地拉着车，车座上坐着戴礼帽的商人、穿旗袍的小姐，车铃“叮铃叮铃”地响个不停，与马车的马蹄声、汽车的喇叭声混在一起，成了十里洋场的“背景音”。偶尔能看到几辆黑色的福特汽车驶过，车窗紧闭，车内的人隔着玻璃打量着外面的世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在1913年的沪海，汽车还是稀罕物，只有洋行老板、军阀阔太才消受得起。

街边的商铺更是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西式的百货公司里，玻璃橱窗擦得锃亮，摆着进口的钟表、香皂与罐头食品，穿着笔挺西装的店员站在门口，用流利的中英文招呼着客人；中式的绸缎庄里，红的、绿的、粉的绸缎挂在架子上，老板娘戴着金耳环，拿着软尺给顾客量体裁衣，嘴里说着一口带着沪海口音的吴侬软语。还有卖香烟的小摊，摊主熟练地将印有美女头像的烟盒摆开，旁边放着一个留声机，正播放着时下最流行的《夜来香》，旋律慵懒，与街上的喧嚣形成一种奇妙的反差。

人群中，更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有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外国商人，手里夹着公文包，脚步匆匆地赶往洋行；有身着长衫、手摇折扇的中国士绅，慢悠悠地走着，不时停下来与熟人寒暄；还有些穿着短打的苦力，扛着沉重的货物，在人群中穿梭，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衣服。街边的咖啡馆里，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低声讨论着“革命”“共和”，桌上摆着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咖啡，空气中弥漫着咖啡与香烟混合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