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转捩(1/2)
苏芮的“联合责任协议”草案完成第三版时,半导体公司的法务团队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当算法做出错误决策导致损失时,我们如何确定是数据问题、模型问题还是工程实现问题?追溯链条在现实纠纷中可能毫无意义。”
问题直击联邦学习平台的核心软肋。联合起草小组陷入僵局,直到王教授从档案室翻出一份泛黄的文档——1998年某航天项目的“多机构联合研发责任协议”。
“那时候没有智能算法,但同样存在复杂系统、多方贡献、责任难分的问题。”王教授指着协议中的“分层贡献度评估表”,“他们设计了一套基于‘设计评审记录’‘测试覆盖率’‘决策链条完整性’的积分系统。事故发生后,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根据历史记录计算各方的‘责任权重’。”
思路打开了。技术团队将平台的可追溯日志转化为“贡献度评估”的输入数据:每个决策点,数据质量、模型置信度、工程验证记录都被量化为分数。当需要厘清责任时,不是争论“谁的错”,而是基于历史表现计算“各自应承担的份额”。
“但这还是事后的,”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皱眉,“我们需要的是事前预防。”
苏芮调出平台最新的“风险热力图”功能:“系统会实时评估每个决策的‘不确定性分数’。当分数超过阈值时,自动触发三方会诊——就像重症监护室的专家会诊。如果会诊后仍无法降低风险,该决策将不被执行,转为人工模式。”
“所以责任机制不是‘出了事怎么分锅’,而是‘如何共同预防出事’?”“金盾”的法务总监若有所思。
“对,”苏芮点头,“我们将传统的‘事后追责’转化为‘事中共治’。责任不是分割的负担,而是连接的动力。”
第五版协议提交时,标题从“责任分配协议”改为“协作共治框架”。半导体公司的ceo在最终评审会上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合同——它不像是法律文件,更像是一个组织的宪法。如果这能行,我们可能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合作模式。”
转捩点悄然而至:技术协作开始催生新的治理模式。苏芮站在会议室窗前,看着楼下忙碌的工程师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参与的不只是材料科学进步,而是一种更根本的社会技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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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的开放平台架构图在第七次修改后,终于得到了所有合作方的认可。但“微构工场”的财务总监算了一笔账:平台开发和维护的年成本预计需要200万元,而目前所有合作方愿意支付的年费总和只有80万元。
“我们不是慈善机构,”“微构工场”的创始人在内部会议上直言,“平台必须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张弛提出一个新方案:“我们不向使用者收费,而是向价值获取者收费。”他调出数据分析:水利部门利用平台优化了水资源调度,年节约成本预计300万元;农业保险公司利用平台降低风险,赔付率预计下降5个百分点;大型合作社利用平台提高产量,每亩增收预计100元。
“如果平台创造的价值是100,我们只收取10作为维护费,”张弛在白板上计算,“而且是根据实际创造的价值动态计算。水利部门省了300万,付30万;保险公司省了500万,付50万;合作社增收200万,付20万……这样我们收入足够,各方也乐意,因为付的远少于得的。”
“但怎么证明是我们平台创造的价值?”财务总监质疑。
“所以平台需要内置‘价值归因系统’,”“微构工场”的负责人接话,“每一次决策、每一次优化、每一次风险规避,都要记录‘如果没有平台会怎样’的对比数据。这不容易,但必须做。”
他们决定成立“价值度量与分配实验室”,聘请经济学家、数据科学家和行业专家共同设计这套系统。平台的开发预算因此增加了40%,但所有人都认为值得——如果成功,他们不仅解决了财务问题,更可能创造一种新的价值分配范式。
转捩点清晰可见:从“卖技术”到“共创价值并共享价值”,商业模式的重构与技术的重构同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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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澄”情绪探索伙伴的“伴随式探索”概念得到伦理委员会一致通过,但产品总监提出了现实问题:“如果从‘给出答案’转向‘提供探索工具’,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可能大大下降。消费者想要的是简单明确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需要学习的工具。”
工作坊为此组织了第一次“用户共创工作坊”,邀请了五位自闭症孩子及其家长、三位治疗师、两位特殊教育老师。他们不给原型,只给一箱子材料:各种颜色的led灯、不同触感的布料、简单的电子模块、编程积木。
“请用这些材料,设计一个能帮助表达情绪的东西。”工作坊成员只给这一句提示。
两个小时后,呈现的结果令人震惊。一个十岁男孩设计了一个“情绪变色龙”——当他把手放在传感器上时,灯的颜色会随着他的呼吸节奏缓缓变化,他说:“这样别人就知道我的节奏了。”一个十二岁女孩做了一条“触感围巾”,上面有不同纹理的区域,她说:“摸这里表示我想安静,摸那里表示我需要帮助。”
最震撼的是一位母亲的作品:她将灯、传感器和一个小音箱连接,当孩子靠近时,系统会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音乐的音调和节奏会根据孩子的生理信号微调。“有时候语言太直接了,”她含泪说,“音乐可能是个更好的桥梁。”
治疗师看着这些作品,轻声说:“我们一直在思考‘产品’,但他们告诉我们,‘产品’可能是错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可自定义的情绪表达元件库’,让每个孩子、每个家庭、每个治疗师,都能组装出最适合自己的工具。”
“青澄”团队彻底推翻了原有计划。新产品线不再叫“情绪探索伙伴”,而叫“情绪表达工具包”——开源硬件设计、模块化元件、可编程接口、配套的在线共创社区。商业模型也从“卖设备”转向“卖元件+服务+社区会员”。
转捩点意外而深刻:当真正聆听用户时,发现用户不需要被“帮助”,而是需要被“赋能”。技术的方向从“更智能”转向了“更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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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明“特聘首席科学家兼跨界创新顾问”的第一份工作,是评估“蓝核”与“基石”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可能的合作点。他组织了第一次非正式对话,邀请“蓝核”生物制造项目组和“基石”的“微构工场”“青澄”等团队视频交流。
起初气氛尴尬。直到“微构工场”的工程师展示了一段视频:他们开发的微生物群落稳定性模型,成功预测并防止了一次大规模发酵失败。
“蓝核”的ai专家立刻追问:“你们的模型参数是如何获得的?”
“通过三百多次小试,结合老师傅的经验量化,还有与数学团队合作的理论抽象。”
“这太慢了。我们的ai平台可以在虚拟空间完成百万次模拟。”
“但虚拟模拟需要真实数据训练。我们这三百次小试,正是为ai提供那些教科书上没有的‘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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