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知识的传播（1/2）

九月的北京已经带了些秋凉，傍晚的风穿过教学楼的走廊，卷起地上几片泛黄的梧桐叶，却吹不散三楼东侧教室里的热气——那是一种混杂着粉笔灰、旧课本油墨香，还有年轻人求知欲的热。

英语角的成功不是一句空泛的“旋风”，是能摸到、能听到的实在：上周三，之前连“good morning”都不敢大声说的机械系学生赵建国，居然能对着韩老师完整复述一段《大学英语》的短文；前天晚上，有外班的同学趴在窗外记笔记，被周老师发现后，没赶他走，反而递了张凳子让他进来听。

周四的课程结束时，墙上的挂钟刚过九点，指针在昏黄的灯光下投出细长的影子。

我坐在前排站起来转身，看着底下53张脸——有的还攥着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悬着，似乎还想把最后一个语法点记下来；有的揉着发酸的脖子，却依旧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等着我再说点什么。这种眼神太熟悉了，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面包的样子，也是我当初决定把英语角办下去的底气。

“大家先别急着走。”我清了清嗓子，教室里瞬间静下来，连窗外的虫鸣都显得清晰了些，“明天下午课后，麻烦韩老师、周老师、郑老师，还有咱们11位副部长，到这儿来一趟，有重要事宜要跟大家商量。”

话音刚落，底下立刻起了阵小小的骚动。坐在第一排的张唯一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胶布粘过镜腿的眼镜，小声问旁边的李梅：“你说会是什么事？难道是英语角要加课？”

李梅扎着两条紧实的麻花辫，发梢沾着点粉笔灰，她摇摇头，手里的橡皮在指尖转了个圈：“不好说，韩浩这么严肃，估计是大事。”

后排的王建军已经收拾好书包，听到这话，探过头来：“管他啥事儿，明天来不就知道了？”说着还拍了拍张唯一的肩膀，却被陈意涵瞪了一眼——她还在整理课堂笔记，王建军的动作带起一阵风，吹乱了她的纸页。

我看着这熟悉的吵闹劲儿，忍不住笑了笑：“具体的明天说，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别琢磨太晚。”

周五下午的阳光比前几天更暖些，斜斜地从西窗照进来，落在教室后排的旧课桌上。那些桌子大多带着深浅不一的划痕，有的还刻着模糊的名字，是往届学生留下的痕迹。阳光在划痕上流动，像是给旧木头镀了层金边。

核心成员们来得很齐。韩老师最先到，手里拎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杯盖磕了个小缺口，他走到窗边的位置坐下，把茶杯放在桌角，顺手擦了擦上面的灰。周老师跟着进来，怀里抱着一摞英语课本，她把课本放在讲台上，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这么早都到了？”郑老师则拿着个牛皮纸笔记本，不苟言笑地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翻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随时准备记录。

11位副部长陆续进来，张唯一还是那副慢半拍的样子，找了个离韩老师近的位置；李梅坐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块硬糖，偷偷塞给张唯一；王建军一进门就直奔我旁边的空位，坐下时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吱呀”一声，引得郑老师抬了下头。

“浩子，啥大事啊？”王建军刚坐下就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手还下意识地搓了搓，“整得这么正式，我昨晚琢磨了半天，连觉都没睡踏实。”他脸上带着点理工男特有的焦虑，眼睛里还有红血丝，估计真没少琢磨——上次英语角设备出问题，他熬夜修了半宿音响，也是这副样子。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陈意涵已经扶了扶她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笔记本在她面前摊开，上面已经用铅笔写好了“会议记录”四个字，连下面的分点都标好了序号。“王建军同志，”她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既然韩浩同志选择在公开场合正式通知，必然是有其充分考量和重要性的。耐心等待，积极思考即可。”说着，她还从笔袋里掏出支钢笔，拧开笔帽，吸了吸墨水，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我看着这俩活宝，差点笑出声。王建军是出了名的实在，上次英语角缺人手，他一句话没说，连着值了三天班；陈意涵则是出了名的严谨，上次整理英语角的签到表，她连一个错别字都要改三遍。这两种性格凑在一起，总能闹出点有意思的事儿，但也正是这份实在和严谨，让我特别放心把事交给他们。

等所有人都坐定，教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我站起身，走到讲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那是陈意涵前一晚熬夜整理的账目表，纸是学校发的草稿纸，边缘有些毛糙，但上面的字迹却工整得像印刷体，每个数字、每笔收支都标的清清楚楚。

“同志们，”我把账目表推到桌子中央，指了指最上面那一张，“这是英语角两周以来的详细收支账目。从材料费，到大家收的学费，每一笔都在这儿了，请大家过目。”

韩老师最先伸手拿起账目表，手指顺着纸页往下滑，嘴里还小声念着“粉笔两元”。一开始他的表情还很平静，可当看到最后一行时，手指明显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疑问，看向我。我冲他点了点头，眼神坚定——没错，那个数字是真的。

韩老师没说话，把账目表递给旁边的周老师。周老师接过来，眼睛扫过纸页，当看到“结余资金：5000元”时，她猛地倒吸一口冷气，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小声说：“这么多？”声音里满是不敢相信。

账目表像接力棒一样往下传，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郑老师拿着账目表，凑近了看，眉头微微皱着，还伸手把旁边的张唯一叫过来，指着数字问：“这数算对了？”张唯一看了一眼，又掏出笔在草稿纸上算了算，然后点点头：“郑老师，没错，收支相抵，就是五千。”李梅接过账目表时，手都有点抖，她抬头看了看我，眼睛里满是震惊；坐在后排的刘芳——那个负责签到的副部长，看完后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赶紧捡起来，脸都红了。

最后，账目表传到了王建军手里。他刚接过来，眼睛就直了，盯着那个“5000元”的数字，手指狠狠戳在上面，声音都变调了：“五……五千块？！”他猛地站起来，差点碰倒身后的椅子，“浩子！这……这我没看花眼吧？这才两周啊！”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这钱……这钱都够在村里起好几间大瓦房了！我家去年盖房才花了八百块，再来一个月，不就够一个万元户了！”

教室里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五千块，在1962年可不是小数目——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也才一百多。这笔钱像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一开始的惊喜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连一向沉稳的韩老师，都蹙着眉头，手指无意识地在桌角轻敲，发出“笃笃”的声音，像是在琢磨着什么。

我等了大概一分钟，直到教室里的骚动渐渐平息，才缓缓开口：“大家震惊是正常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时，也跟大家一样。”

我的目光扫过韩老师深思的脸——他的茶杯还没动过，杯盖还敞着；周老师惊讶的表情还没褪去，手里还攥着账目表；郑老师的眉头依旧皱着，眼神里满是考量；还有各位副部长，有的兴奋地搓手，有的则忐忑地咬着嘴唇。

“但这，正是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的核心问题。”我顿了顿，声音低沉却坚定，“我们当初收学费，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想让真正愿意学、肯投入的同志来，避免有人来混日子。可大家别忘了，知识本身不应该被金钱束缚，更不能让这道学费的门槛，把那些渴望学习却交不起钱的同学挡在门外。”

我看着底下的人，他们的表情慢慢变了——刚才的兴奋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严肃。李梅低下头，手指抠着桌角，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有个邻居家的妹妹，成绩很好，却因为家里穷，连英语课本都买不起，上次还来问她借笔记。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这五千块能存多久，”我加重了语气，“而是如何让这笔大家一起挣来的钱，创造出比它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如何让它真正回馈给那些想学习的同学，甚至惠及校外的学生？我们要让知识的价值流动起来，而不是让它躺在这儿，变成一笔死钱。”

我的话音刚落，陈意涵几乎立刻就开口了。她放下钢笔，身体坐直了些，声音依旧冷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韩浩同志，我完全理解并支持你的想法。”她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人，“知识本来就是给大家共享的，不能变成少数人的东西。这笔钱，说白了就是个工具——关键是我们怎么用这个工具，搭一座更宽的桥，让更多人能走过来学知识。”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上次有个外班的同学来问我，能不能旁听英语角，他说他攒了半个月的饭钱，还是不够交学费，只能在窗外听。当时我没敢跟你说，怕你为难。现在有了这笔钱，我们是不是能帮到这样的同学？”

她说的这件事，我其实知道——那天我在走廊里看到那个同学，他蹲在窗外，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冻得手都红了。陈意涵的话像一颗定心丸，不仅定了会议的基调，也把大家心里那点对钱的犹豫给打消了。

“意涵说得对。”我点了点头，“我这几天也琢磨了几个想法，想跟大家商量商量，也希望大家能多提意见，咱们一起把这事办好。”

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连王建军都不激动了，手里拿着笔，准备记笔记。陈意涵的钢笔又拧开了，笔尖悬在纸上。

“第一，咱们办一份英语报。”我伸出一根手指，“把咱们整理的英语易错点、日常口语对话、英语作文范文，还有文献解读的技巧、单词速记方法，都整合进去。还要让学员们投稿——谁要是能写出好的作文，或者总结出有用的学习方法，咱们就给稿费，哪怕不多，也是份鼓励。”

我看了看韩老师，他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这份报纸，先在咱们精英班发，等内容成熟了，再向其他学校推——让他们也能投稿，也能订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等积累多了，咱们就把这些内容整理成英语学习手册，每两个月出一版，让更多人能用到。”

“第二，办一本综合杂志。”我伸出第二根手指，“我认识一个师哥，现在在美国麻省理工读书，他愿意帮咱们买国外的期刊。咱们把那些期刊里有用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比如计算机、软件、工业、建筑这些领域的新技术，还有国内的新政策，都摘录进去。不限于英语，只要是有用的知识，咱们都可以放进去。”

王建军听到“计算机”三个字，眼睛一下子亮了，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差点把纸戳破。

“第三，办培训班。”我继续说，“先从高三开始——咱们学校有不少学霸，把他们的笔记、易错题集整理出来，再出几套模拟题。把大家的学习方法、应试技巧都汇总起来，编成资料，给高三的学生补课。不仅帮他们提高成绩，也能让咱们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李梅听到这儿，眼睛亮了：“浩子哥，这个好！我邻居家的孩子就是高三，成绩一直上不去，天天愁得睡不着觉，要是能有咱们的帮忙，肯定能行！”

“第四，出书。”我笑了笑，“咱们整理的习题集、模拟题、学习经验，都可以汇编成书。一开始不用想着正式出版，先油印一些，在小范围里传，等条件成熟了，再申请书号。”

“第五，创办翻译社。”我伸出第五根手指，“咱们精英班有不少英语好的同学，学校里还有一些外文资料需要翻译，校外的工厂可能也需要有人翻译设备说明书。咱们可以承接这些业务，让大家学以致用，同时也能赚点经费，补贴英语角和其他项目。”

五个想法说完，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立刻炸开了锅。张唯一推了推眼镜，小声跟李梅讨论：“你觉得哪个项目先启动好？我觉得英语报 easiest，咱们有现成的资料。”李梅点点头：“我觉得培训班也不难，咱们先从教职工子弟开始，风险小。”王建军则激动地站起来：“我觉得杂志好！特别是计算机那块，咱们得让更多人知道计算机不是‘屠龙之技’！”

就在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韩老师忽然开口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杯子，眉头依旧蹙着：“韩浩，意涵，你们的想法是好的，有理想，有魄力。”他的声音很沉稳，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严肃，“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现实问题？”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向韩老师。

“办刊物需要刊号，出书籍需要书号，这些都得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不是咱们想办就能办的。”韩老师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人，“还有大规模的培训，也需要相关部门的同意。现在的形势，你们也知道——政策红线不能碰，一步踏错，不仅这些项目办不成，咱们英语角都得受影响。”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些：“我不是泼大家冷水，是想让大家明白，做事情不能只靠热情，还得考虑可行性。咱们每一步都得如履薄冰，谨慎再谨慎。”

韩老师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大家的热情上。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王建军的脸也垮了下来，手里的笔停在纸上，没再动。陈意涵也皱起了眉头，手指在笔记本上轻轻敲着，似乎在琢磨韩老师的话。

就在这时，王建军忽然又站了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刚才的失落一下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执拗的热情：“韩老师，我知道您的顾虑，可计算机这块，咱们不能等啊！”他的声音有点激动，甚至带了点结巴，“您知道吗？咱们计算机系现在在学校里都没多少人待见，有人说咱们学的是‘没用的东西’，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为啥？因为大家不了解！不知道计算机将来能干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剪下来一小块，是国外报纸上关于计算机的报道。“我攒了好久才找到这张纸，上面说国外已经有‘集成电路’了，还有‘分时系统’，可咱们系里没几个人知道这些！”他把报纸递到韩老师面前，“要是咱们能办一本月刊，哪怕只是油印的，把这些内容翻译过来，让系里的同学、甚至其他系的同学都看到，他们就知道计算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正在外面飞速发展！这是在为咱们计算机系开拓生存的土壤啊！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

王建军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团火，烧得每个人心里都热乎乎的。郑老师原本皱着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他看着王建军，轻轻点了点头：“建军说得对，计算机现在太缺普及了，咱们是该做点什么。”周老师也附和道：“我觉得也是，哪怕是小范围的油印资料，也比啥都不做强。”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心里很暖。韩老师的顾虑是务实的，王建军的热情是珍贵的，这两种声音放在一起，才是把事情做好的关键。

“韩老师的顾虑很重要，是咱们必须优先考虑的。”我开口道，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来，“建军的热情，也是咱们往前走的动力。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避开政策风险，又能实现咱们的想法呢？”

我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一字一句地说：“我觉得，关键在于——咱们不能闭门造车，得‘走出去，做调研’！”

“调研？”张唯一小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在当时还挺新潮，他有点没反应过来，“啥是调研啊？”

“就是去实地看看，问问大家真正需要啥。”我解释道，“咱们可以组织同学，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附近的工厂、政府机关，还有中学，跟他们聊一聊。比如工厂的技工师傅，他们是不是需要有人帮他们翻译外文设备说明书？机关的文员，是不是觉得公文写作很难，需要学习技巧？高三的学生，是不是缺好用的复习资料，需要有人给他们补课？”

我顿了顿，继续说：“让真实的需求来指引咱们的方向，而不是咱们坐在教室里想当然。这样一来，咱们做的事情就不是‘瞎折腾’，而是真正帮大家解决问题。咱们活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就会大大增强，向学校和上级部门说明情况时，也更有底气，风险自然就小了。”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用户导向”——这是2025年做产品最基本的思维，可在1962年，我得把它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话。

我的话刚说完，张唯一就眼睛一亮：“浩哥，这个主意好！咱们可以先从小的做起，比如把精英班讨论的精华、翻译的外文资料，做成油印的内部学习资料，在小范围里传——这不涉及出版，就是同学间的学习交流，没人会说啥。”他之前在学校的印刷厂帮过忙，对油印的流程很熟，“我还能去印刷厂问问，油印的成本多少，咱们能不能承担。”

李梅也赶紧补充：“培训班也能从小范围试点开始！咱们先面向学校的教职工子弟——他们的家长都是学校的老师，知根知底，咱们帮他们补课，家长放心，学校也不会有意见。等效果好了，再慢慢扩大范围，这样风险小，还能积累经验。”

陈意涵则拿起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调研的思路很科学。我可以设计一套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分工厂、机关、中学三类，每类的问题不一样。比如给工厂师傅的，就问‘您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知识困难是什么’；给高中生的，就问‘您最需要哪科的复习帮助’。还可以设置‘可接受的培训时间’‘能承受的费用范围’这些选项，把需求量化，方便咱们分析。”

看着大家的思路被打开，每个人都在为这件事出谋划策，我心里特别踏实。这就是团队的力量——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解决问题。

“好！大家的建议都特别好！”我趁热打铁，走到黑板前，拿起一支白色的粉笔，“既然这样，咱们就把这些事串起来，搞一个‘知识合作社’！”

“知识合作社？”王建军念叨了一遍，眼睛里满是兴奋，“这名字好！一听就知道是干啥的！”

我笑了笑，在黑板上写下“知识合作社”五个大字，然后开始分点：

“第一，知识沉淀与内参。”我在黑板上写下第一点，“继续办好咱们的英语角，同时出一份《英语学习内参》——把精英班的学习精华、常见错误、解题技巧都整理进去，油印出来，先在精英班发，以后再慢慢扩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