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响应国家号召之辩论赛获胜（1/2）

我并没有被罗永年的气势吓倒，反而在他话音刚落，话音还在会议室回荡时，向前微微倾身，目光平和却坚定地迎向他那锐利如鹰隼的视线，声音依旧沉稳，甚至比刚才更清晰了几分：

“罗厂长，请您具体指出，我刚刚的陈述中，哪一句是在‘歪曲政策’？我们韩家村的做法，又具体违反了哪一条、哪一款国家明文的规定？”

我顿了顿，不给他在具体条款上纠缠的机会，立刻将问题提升到另一个层面：“或者说，您认为，社会主义的协作，就只能是无偿的、不计成本的调拨？那么请问，如果所有先进经验、所有核心技术都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交出，那么像我们韩家村这样地处偏远、资源匮乏的基层生产队，靠什么来调动社员研发技术、改进工艺的积极性？难道就仅仅依靠政治觉悟和无私奉献吗？我们敬佩并且学习这种精神，但作为基层集体经济的组织者，我们同样有责任思考，如何让这种‘奉献’能够持续，如何让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星火燎原，真正长久地、扎实地惠及更多群众！”

这番话，我刻意放慢了语速，力求每个字都砸在实处。我看到坐在主位的一位地区局领导，手指在桌上轻轻点了一下，似乎有所触动。

“你这是狡辩！”罗永年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直接地反问，而且将问题引向了“积极性”和“可持续性”这个更深刻的层面，这触及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隐性痛点。他一时找不到直接的政策条文来驳斥，只能再次重复扣帽子，“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源于建设国家的热情，源于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不是你们这种用‘经济刺激’、‘成本核算’包装起来的利己主义！”

“罗厂长，请您注意措辞。”这时，坐在我们一侧的冯副局长终于开口了，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会议上讨论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利己主义’这种定性的话，最好不要轻易说。韩浩同志代表韩家村大队汇报他们的实践和思考，这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他们的做法有没有道理，是否值得借鉴，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嘛。”

冯局长的话，像一道堤坝，暂时挡住了罗永年汹涌的指责浪潮，为我们的论述争取了空间。

“冯局长说得对，我们要探讨。”我立刻接过话头，抓住这个空档，“罗厂长认为我们的‘成本核算’是利己主义。那么我想请教罗厂长，红星副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产品，难道不计成本吗？你们的原材料采购、工人工资、设备折旧，难道不需要纳入核算吗？如果你们厂生产的产品，被要求无偿调拨给其他单位，你们厂的工人同志能否答应？你们厂的再生产如何进行？”

一连串的问题，如同连珠炮，直指国营企业同样存在的经济核算现实。这让罗永年一时语塞，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又难以自圆其说。他身边的一位技术干部想插话，被我抬手制止。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目光扫过全场领导，语气变得更加恳切而深沉，“各位领导，我们韩家村，地瘠民贫，过去年年吃返销粮，社员日子过得紧巴巴。是党的政策给了我们摸索副业的机会，‘茶煮匠’这个牌子，是我们全村老少，一点点试验，一次次失败，才好不容易搞出来的。这里面，凝结着我们韩家村全体社员的心血和汗水！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我们韩家村改变贫困面貌的希望所在！”

我动情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这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并非表演。李书记和王会计在旁边重重点头，眼眶也有些发红。

“我们比任何人都希望这项技术能推广出去，能帮助更多的兄弟公社！但我们更希望，这种推广是健康的、有序的、能够长久的！如果我们轻易交出了核心，无法保证质量和标准，‘茶煮匠’这个牌子很快就可能因为各地水平参差不齐而砸掉！到时候，不仅我们韩家村的投入打了水漂，那些信任我们、跟随我们搞协作的公社也会蒙受损失！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协作想要的结果吗？”

“我们摸索的‘核心料包+协作点’模式，或许还不完善，但它至少保证了三点：第一，品质标准统一，维护了集体品牌的信誉；第二，通过合理的成本核算，保证了技术输出方的积极性和再发展能力；第三，通过协作网络，真正带动了周边公社相关产业（如养鸡、香料种植）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这难道不是比简单的一交了之，更具有生命力，更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吗？”

我再次引用了“多快好省”这个当时最具号召力的总路线口号，将我们的实践与最高指导方针紧密挂钩。

“说得好！”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会议室门口传来。众人愕然回头，只见地区行署分管财贸的刘副专员，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身边还跟着秘书。显然，他已经听了一会儿了。

会议室里所有人立刻站了起来。地区商业局的领导连忙迎上去：“刘专员，您怎么来了？”

刘副专员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走到主位空着的一把椅子坐下，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我刚好在隔壁开会，听说你们这里在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茶煮匠’模式，就过来听听。小伙子，你叫韩浩？继续说吧，我听着。”

刘副专员的突然到来，让整个会议室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永年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而冯局长和我们则精神一振。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摒弃了之前准备的繁琐材料，决定用最直白、最形象的语言，向这位更高层面的领导做最后也是最核心的陈述。

“刘专员，各位领导，其实我们韩家村做的很简单。”我朗声说道，“我们就是把过去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锤子买卖’的协作方式，变成了一种‘师傅带着徒弟一起干，有标准、有分工、有核算，最终大家一起把市场做大，共同富裕’的新模式！”

“我们不是要搞技术壁垒，恰恰相反，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技术标准联盟’！在这个联盟里，韩家村作为发起者和标准制定者，负责提供核心技术和质量监督；加盟的协作点，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共享‘茶煮匠’的品牌和销售渠道；我们通过收取合理的‘核心料包成本费’，来维持这个联盟的运转、技术的迭代和品牌的维护！这就像……就像军队里的主力团和地方部队配合作战，主力团提供精良装备和战术指导，地方部队负责具体作战和扩大战果，最终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这个“主力团与地方部队”的比喻，生动形象，让在座的不少领导，包括刘副专员，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至于罗厂长质疑我们‘私下串联’，‘无组织无纪律’。”我转向罗永年，语气平和但寸步不让，“我想请问，如果等文件、等指示，按部就班，可能到现在，柳林公社、石泉公社的社员们，还在为如何发展副业发愁！而我们主动走出去，用我们成功的经验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见到了效益，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收入，这难道错了吗？茅教导我们，‘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韩家村，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做了一点大胆的尝试！”

我再次引用最高指示，这一次，引用的更加贴切，直接回应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指控，将其转化为“大胆尝试”的积极行动。

罗永年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他几次想开口打断，但在刘副专员面前，又硬生生忍住了。

刘副专员听完，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吟了片刻，然后看向罗永年：“罗永年同志，红星厂的意见，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你们要求技术共享，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话锋一转，“韩浩同志刚才提出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技术无偿共享，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维持韩家村社员的积极性？如果‘茶煮匠’这个牌子因为管理混乱而垮掉，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刘副专员的提问，直接、尖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不再纠缠于“主义”和“帽子”，而是回到了最实际的效益和责任层面。

罗永年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他习惯了用大帽子压人，但当领导开始关注具体操作和实际后果时，他那套“钻营政策条文”的本事就有些使不上了。

“这个……我们可以加强管理……”罗永年有些底气不足地说。

“加强管理？怎么加强？”刘副专员追问，“你们红星厂派人去各个公社盯着吗？人力、物力从哪里来？成本算谁的？”

一连串的问题，让罗永年哑口无言。

刘副专员又转向我们，目光落在我脸上：“韩浩同志，你们这个‘技术标准联盟’的想法，很有新意。但是，你们如何确保你们的‘核心料包’成本是真实合理的？如何防止你们利用‘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后期变相提价，损害协作社队的利益？”

这个问题同样尖锐，直指我们模式的潜在风险。

我心中早有腹稿，从容应答：“刘专员，关于成本，我们愿意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包括地区商业局甚至行署财贸办的随时审计监督！我们的账目对兄弟公社完全公开透明。同时，我们设想，未来如果联盟扩大，可以邀请主要协作社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质量与成本监督小组’，共同审议成本构成，监督料包质量和价格。我们韩家村绝不谋求垄断暴利，我们追求的是联盟整体的壮大和可持续发展！”

这个“共同监督”的设想，进一步体现了我们模式的开放性和公正性，有效化解了领导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