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寒潮中的微光：下岗岁月里的 手工艺之路（1/2）

深秋的风，刮过厂区空旷的广场，卷起地上零星的废纸和枯叶，发出“呜咽”般的声响，更添几分萧瑟。曾经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厂房，如今像被抽走了灵魂的巨兽，沉默地匍匐着，窗户玻璃破损了不少，黑洞洞的，如同失神的眼睛。高大的烟囱不再冒烟，墙体上那些曾经鲜红的标语——“大干快上，力争产值翻番！”——如今字迹斑驳褪色，被风雨侵蚀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是对一个时代无声的嘲讽。

厂区大门外，那张墨迹未干的大红公告，在风中“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墙面，吸引了零星几个路过、面色凝重的老工人驻足。公告上的字，像冰冷的铁钉，一字字砸在人心上：

“鉴于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经上级批准，即日起全厂停产整顿，全体职工下岗待业，自谋生路…”

落款处，是那个曾经代表着铁饭碗和荣耀的、如今却显得无比刺眼的厂名，以及一个冰冷的、七位数的出售价格——七百七十四万元。这笔钱，买断了几代人的青春、汗水和赖以生存的全部指望。

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在家属院里炸开了锅，恐慌、愤怒、茫然无措的情绪迅速蔓延。楼洞里，树荫下，三五成群的人们聚在一起，声音或激动或低沉。

“七百七十四万！就把咱全厂老小给卖啦？！”

“以后可咋办？喝西北风去？”

“我家那口子病退在家，就指着我这点工资买药呢…”

“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父亲的反应，比所有人更剧烈，也更令人绝望。

公告贴出后的头几天，他还强撑着，每天依旧按点起床，穿上那身洗得发白、臂肘处磨得近乎透明的蓝色工装，推着自行车出门，假装去上班。母亲爱景和我看在眼里，心照不宣地保持着沉默，生怕戳破这层脆弱的伪装。然而，不过一周，这徒劳的仪式便无法再维持下去。

他不再出门，整日窝在光线昏暗的里屋，躺在床上，面对着墙壁，像一尊沉默的、正在风化的石像。家里那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被他翻出来，换成了劣质的散装白酒和最便宜的卷烟。浓烈刺鼻的烟酒味，混合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绝望颓败的气息，终日弥漫在狭小的房间里。

他迅速地、肉眼可见地萎靡下去。头发变得油腻花白，乱糟糟地堆在头顶。脸上失去了往日那种略带暴躁却仍有生气的红润，变得灰黄浮肿，眼袋深重，眼神空洞而浑浊，常常长时间地盯着某个角落，一动不动。那身原本合体的工装，如今松垮地挂在他佝偻的身架上，袖口和前襟沾满了酒渍和油污。

他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任何细微的声响——我摆放手工材料的轻微碰撞声、母亲扫地时笤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甚至窗外邻居家孩子跑过的脚步声——都能引爆他毫无征兆的怒火。

“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清净会儿！”他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嘶哑地咆哮着，随手抓起枕边的搪瓷缸子或者空酒瓶，狠狠砸向地面或者墙壁！碎片四溅，刺耳的碎裂声吓得我和母亲浑身一颤。

更多的时候，他那无处发泄的怨气和失败的屈辱感，会精准地指向我。我成了他眼中一切不如意的根源。

“一天到晚鼓捣那些破玩意儿！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他醉眼朦胧地斜睨着我桌上那些彩色丝线和小珠子，嘴角撇着，吐出恶毒的嘲讽，“没出息的东西！跟你那个没用的妈一个德行！老子当初真是白养你了！”

母亲试图劝解，声音低柔而疲惫：“建生，你少说两句…碧华她也不容易…”

“闭嘴！”父亲猛地打断她，通红的眼睛瞪着她，“都是你！丧门星！自打娶了你，老子就没走过运！现在厂子黄了，你满意了？！滚！都给我滚！”

母亲瘦削的肩膀瑟缩了一下，嘴唇翕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起笤帚，清理地上的碎片。转身时，我瞥见她迅速抬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她那件穿了多年的藏蓝色罩衫，肩头已经磨得发白，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单薄而脆弱。

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母亲放下了一切矜持，开始四处打零工。她给街道办的缝纫社钉过扣子、锁过边，去建筑工地帮厨做过几十号人的大锅饭，甚至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去批发市场帮人看摊搬菜…那双曾经在车间里操作机器、在家为我缝补衣衫的巧手，很快变得更加粗糙，布满了冻疮和裂口。

微薄的工钱，她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父亲，试图用这种方式安抚他，换取一点可怜的家庭安宁。“建生，今天发的工钱…你拿着，买点…买点顺口的吃。”她小心翼翼地将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放在床头。

父亲通常是冷哼一声，看也不看，或者醉醺醺地一把抓过去，塞进兜里，第二天便变成了更劣质的酒和烟。但母亲的坚韧和辛劳，像无声的溪流，终究还是慢慢磨钝了父亲部分尖锐的戾气。或许是他内心深处残存的一丝良知在羞愧，或许是他意识到咆哮和酒精并不能变出米面油盐。

在母亲日复一日的哀劝和沉默的付出下，父亲终于极不情愿地、跌跌撞撞地开始尝试融入这场全民“自谋生路”的大潮。

他跟着以前的工友去给人扛过包，卸过车，但干不了两天就嫌累嫌钱少，嚷嚷着腰疼腿疼，撂了挑子。他也曾试图支个修自行车的小摊，但技术不精，脾气又躁，不是把人家车胎撬破了，就是跟顾客吵起来，最后摊子不了了之。

最终，他还是干起了老本行——在熟人的介绍下，去了一家私营的小屠宰场帮忙。活儿更累，环境更差，工钱也不稳定，但至少，他每天早晨会默默地穿上那身更破旧的工作服出门，傍晚带着一身更浓重的血腥和疲惫回家。家里的餐桌上，偶尔会出现一些便宜的“下水”或剔骨肉，那是他所能带来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家庭的气氛，依旧压抑，但至少，那令人心悸的咆哮和摔打声，渐渐少了。

而我，在这股巨大的下岗潮中，也必须寻找自己的生存缝隙。

我尝试过很多工作。先是去一家新开的报社应聘业务员，跑广告拉订户。负责人看着我稚气未脱的脸和厚厚的眼镜，委婉地拒绝：“小姑娘，不是我们不想要你，你这年纪和形象…出去跑业务，客户容易觉得我们不专业，压不住场啊…”

后来，我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一个招“房源信息员”的小广告，说是“高提成，日结”。我兴冲冲地去了，那是一个租在简陋民房里的皮包公司。老板唾沫横飞地给我画大饼，让我每天去各个小区打听谁家房子要出租，记录下来。我顶着烈日跑了一个月，记满了一个小本子，脚底磨出了水泡。月底去要工资，那老板却翻脸不认账，反而指着桌上的一堆杂七杂八的“办公用品”单据，说我还倒欠公司一百块“物料损耗费”！我气得浑身发抖，却无可奈何，最终含着屈辱的眼泪，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百块钱摔在他桌上，才拿回了我的身份证。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社会的险恶。

我还给一个私人开的小幼儿园干过几个月的“保育员”，其实就是看孩子。开始几个月，老板娘还能按月给我发点微薄的薪水。后来，她就开始以“资金周转困难”、“孩子少了收入低”等各种理由拖欠，最后干脆说让我“帮帮忙”，白干！看着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我硬着头皮又坚持了段时间，直到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才不得不离开。后来，我又辗转做过好几份工作。最让我心情复杂的一份工，是在一家婚介公司当会计。那家公司甚至有民政局的授权许可，可以办理结婚登记，看起来颇为正规。

老板是个精明的中年男人，教我做账，接电话，接待客户。但每次遇到有关部门来检查，他就会提前溜走，叮嘱我：“小张啊，有人来找，就说我出去开会了，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开始我不明所以，后来才渐渐看清这“正规”背后的龌龊。

来这里征婚的男女，目的各异，心思复杂。我见过不少衣着光鲜、言辞动人的女性，周旋于多个男性客户之间，以各种理由“借钱”、“救急”，那些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男同志往往人财两空，最后甚至可能被反咬一口，落下个“耍流氓”的污名。我也见过一些已婚男子，隐瞒婚史，来这里寻找“刺激”或“红颜知己”，欺骗那些渴望婚姻的单纯女孩。公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鼓励，因为成功的“撮合”意味着不菲的中介费。

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那些虚情假意的甜言蜜语，看着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和陷阱，内心充满了厌恶和无力感。我无法习惯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更无法说服自己成为这灰色链条中的一环。

终于，在一次目睹一位老实巴交的工人师傅被骗光积蓄、蹲在公司门口抱头痛哭后，我内心那点残存的正义感和良知再也无法忍受。我向老板递交了辞职信，尽管他知道太多“内情”而极力挽留甚至隐含威胁，我还是坚决地离开了。

走出那家令人窒息的婚介所，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深深吸了一口初冬清冷的空气，仿佛要将胸腔里积压的浊气全部置换干净。虽然前途依旧未卜，口袋里也没几个铜板，但一种奇异的轻松感却笼罩了我——至少，我的灵魂不必再在那片灰色地带里挣扎煎熬了。

离开那家装修暧昧、灯光柔和的婚介所，站在明媚却冰冷的阳光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涤净肺腑中所有积存的污浊之气。虽然前途依旧迷茫，但至少，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的心是安宁的。

每一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失败的消息回家，换来的从来不是父亲的安慰。他总是用那种混合着嘲讽和幸灾乐祸的眼神瞥我一眼，然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哼！我就知道！干啥啥不成！赔钱货！就知道瞎折腾！”

这些话像冰冷的针，扎在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我只能咬紧嘴唇，把头埋得更低，默默回到我的小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