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海风的侵蚀（1/2）

崇祯四年的初冬，寒意渐浓，自北南下，却也未能完全涤荡尽东南沿海那特有的、带着咸腥与暖意的海风。这股风，年复一年，不仅带来了丰沛的渔获和湿润的空气，也悄然携带着一些无形的东西，吹拂着沿海的人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不同于内陆的认知与情感。

朱由检端坐于乾清宫暖阁内，面前御案上除了常规的军政奏报，还多了一份由新任浙江巡按御史（负有监察之责）以及皇城司东南分局分别呈递的、内容相近却更为尖锐的密报。这两份报告，并非关于具体的叛乱或贪污，而是描述了一种令朱由检眉头微蹙的现象——一种源于海洋对面、悄然滋长的“亲近感”。

浙江巡按御史的奏报，文辞尚属委婉，但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臣巡察宁波、温州、台州等府，察得沿海渔商之民，与泊岸之佛郎机（葡萄牙）、红毛番（荷兰）商贾往来日久，渐生异状。彼等番商，多持银钱现货交易，于生丝、瓷器、茶叶等物，给价往往较内地商贩更为‘爽快’、‘公道’，且少有拖欠。久而久之，沿海小民乃至部分中小商号，多言番商‘守信’、‘重诺’。更有甚者，番商时而施以小恩小惠，如赠以新奇玩物（玻璃镜、自鸣钟等）、代为医治寻常病症，或借贷周转，竟使部分愚民感念其‘仁义’……此风渐长，恐非国家之福，臣深以为忧。”

皇城司的密报则更为直接，列举了数例他们暗中记录下的沿海民间言论：

“老渔民张三曾言：‘那些红毛番，虽说长得怪，说话听不懂，但买卖确实痛快，说好多少就是多少，从不赖账。比咱们有些本地牙行（中间商）还强些。’”

“小商贩李四抱怨：‘官府收税，条条框框多，那些番船停靠，有时还能漏掉些，他们货卖得快，咱们也跟着沾光。’”

“甚至有落魄书生私下议论：‘西夷之器，如千里镜、自鸣钟，确有其精巧过人之处。反观我朝，虽言格物，然成效几何？若彼等真如圣贤所言乃蛮夷之辈，又何来此等奇技？’”

这些看似零碎的见闻，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潜流。它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在帝国官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处于战略对峙、即将兵戎相见的背景下，在帝国的基层，尤其是在与西方接触频繁的沿海地区，一种基于现实经济利益和有限文化接触而产生的、对西方殖民者扭曲的“好感”与“认同”，正在悄然滋生。

朱由检放下密报，缓缓踱步至窗前，望着窗外萧瑟的冬景，心中波澜起伏。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建造战舰、训练水师、制定法律这些“硬实力”的构建。还有一种更为隐蔽、更为深层次的较量，正在思想与文化的层面展开。

“海风的侵蚀……”他低声自语。这种侵蚀，无声无息，却可能动摇国本。它让帝国的子民，在面对外来者时，失去了那种基于文化优越感和国家认同的天然警惕与排斥。当百姓开始觉得“番夷”在某些方面比自己的官府和同胞更“可靠”、更“先进”时，帝国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便会受到致命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