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 林渊的迷茫与探索（1/2）

2048年6月的海市已步入盛夏，星火基金总部顶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将黄浦江景尽收眼底，江面上来往的量子动力游艇划出一道道银色水痕。林渊站在窗前，手中攥着一份刚送来的“新文明范式加速计划”进展报告，眉头却拧成了疙瘩。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基本收入实验的推广进度仅完成12%，远低于预期的25%；而“地球文明符号体系”的共同价值观宣言修订，因宗教与世俗群体的激烈争执陷入停滞。更让他揪心的是，系统界面上的新文明范式构建进度条，在停滞两周后仅微涨0.2%，停留在18.5%。

“咚咚咚”，办公室门被敲响，张磊博士推门而入，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林总，月球深空物理实验室的暗物质探测设备又出问题了。这次故障很奇怪，不是硬件问题，而是量子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流出现了无规律紊乱。我们排查了三天，还是没找到原因。更麻烦的是，米国的技术团队以‘数据安全’为由，拒绝共享他们的备份探测数据，说是要等白宫的审批。”

林渊转身走向量子投影屏，调出月球实验室的实时画面。屏幕上，科研人员正围着巨大的量子引力波探测器忙碌，设备指示灯忽明忽暗，数据流如瀑布般滚动，不时出现刺眼的红色异常标记。“白宫的审批需要多久？”林渊沉声问道。“最少两周，而且通过的概率不到30%。”张磊博士苦笑，“他们还是放不下技术垄断的念头，觉得暗物质技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

送走张磊，林渊再次接入系统：“系统，为什么加速计划推进得如此艰难？我们已经解决了政策层面的大部分阻力，却还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电子合成音依旧冰冷：“经分析，核心问题在于‘文明内核重构’的深度不足。宿主当前推行的政策多为外部引导，未触及人类文明长期形成的利益分配惯性和价值认知定式。例如米国的技术封锁行为，根源是国家利益至上的认知未被打破；价值观宣言的争执，源于宗教与世俗的价值冲突未找到平衡点。”

系统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沉浸在政策推进中的林渊。他一直认为，只要搭建好普惠的框架，就能自然形成协作共生的氛围，却忽略了千年文明积淀下的思想惯性。这时，苏晴发来一条紧急信息，附带一段视频：瑞士苏黎世街头爆发了小规模抗议游行，抗议者举着“反对平均主义”“我的劳动不应被稀释”的标语，与维持秩序的机器人警察对峙。视频结尾，一位白发老者对着镜头怒吼：“我们奋斗一生积累的财富，凭什么要和不劳而获的人平分？这不是文明进步，是倒退！”

这条视频让林渊想起了三天前收到的另一封邮件。发件人是火星基地的一位年轻工程师，来自龙国贫困山区，通过“文明跃迁专项基金”的资助完成了学业，加入了曲率引擎研发团队。邮件里，他写道：“林总，我很感激基本收入政策让我的家人摆脱了贫困，但我最近很困惑。基地里有位来自欧洲的研究员，每天只工作四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创作抽象画，却和我拿一样的基础补贴。我加班加点攻克技术难关，得到的额外奖励却寥寥无几。这种‘干多干少差别不大’的氛围，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同事失去动力。”

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如两把尖刀刺穿了“技术普惠+协作共生”的完美构想。林渊瘫坐在办公椅上，第一次对自己构建的新文明范式产生了怀疑。他打开唐老爷子的笔记本，翻到泛黄的某一页，上面写着：“科技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活得更有尊严，而非用制度强行抹平差异。尊严源于价值的实现，而非单纯的物质保障。”这段话，他以前读过无数次，此刻却有了全新的感悟。

为了寻找答案，林渊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进行一次“匿名调研”。他换上普通的合成纤维服装，戴上量子伪装眼镜，将身份信息修改为“星火基金普通研究员”，前往全球基本收入实验的重点试点地区——印度新德里和瑞士苏黎世。

在新德里的贫民窟改造区，林渊看到了政策积极的一面。曾经垃圾遍地的街道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在新建的虚拟现实教室里学习量子基础课程，几位妇女正在操作小型量子农业设备，种植着基因优化的蔬菜。社区负责人告诉林渊：“基本收入让大家不用再为填饱肚子发愁，有位以前靠捡垃圾为生的年轻人，现在每天泡在社区图书馆，说想考火星基地的技术员。”

但深入走访后，问题逐渐浮现。在社区的共享工坊里，林渊遇到了一位制作传统木雕的老人。老人叹着气说：“以前我靠木雕能养活全家，现在有了基本收入，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门手艺了，说又累又不赚钱。上周，我的孙子去学什么‘元宇宙直播’，说靠打赏就能赚钱，比做木雕轻松多了。”工坊的角落里，堆着许多未完成的木雕，落满了灰尘。

一周后，林渊抵达苏黎世。与新德里的活力不同，这里的氛围显得压抑。他走进一家百年老店，店主是位六十多岁的钟表匠，正在独自擦拭着精密的钟表零件。“以前店里有五个学徒，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店主放下工具，指着窗外的抗议横幅，“基本收入让年轻人觉得，不用学这些复杂的手艺也能活下去。他们宁愿在家待着，也不愿意来当学徒。再过十年，这些传统手艺可能就失传了。”

在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研讨会上，林渊听到了更尖锐的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正在演讲：“林渊先生的基本收入政策，本质上是用技术红利弥补分配差距，但这种弥补是被动的。它解决了‘生存权’，却没有解决‘发展权’的公平。当一部分人依靠技术垄断获得超额收益，另一部分人只能领取基本收入时，表面的平等下，是更深层次的阶层固化。这种文明范式，注定无法长久。”

调研归来，林渊闭门思考了三天。他将调研中遇到的案例、学者的批评以及系统的数据反馈整理成一份报告，发现新文明范式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保障普惠的同时，激发个体的价值创造动力；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统一的文明认同；如何平衡技术进步与传统传承的关系。这些问题，系统无法给出答案，现有的社会治理理论也找不到现成的解决方案。

第四天清晨，林渊决定前往阿尔法文明的临时观测站，寻求科恩博士的帮助。通过量子跃迁通道，他在月球背面的观测站见到了科恩。这位阿尔法文明的学者正在观测织女星系的动态，屏幕上，织女星人的探测器已越过柯伊伯带，正以10%的光速向太阳系靠近。“还有四年零三个月，他们就会抵达太阳系边缘。”科恩转过身，递给林渊一杯蓝色的能量饮料，“我听说了你们的困境，新文明范式的构建遇到了瓶颈？”

林渊点头，将调研报告递给科恩：“我们想构建‘普惠+共生’的文明模式，却陷入了‘公平与效率’的悖论。保障了公平，就会削弱效率；强调了效率，又会破坏公平。阿尔法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科恩翻阅着报告，沉默了许久才开口：“阿尔法文明在一千年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困境。当时我们实现了能源自由，推行了‘全民能量配额’制度，结果导致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科技发展停滞了整整两百年。直到我们意识到，文明的核心不是‘制度的完美’，而是‘人的成长’。”他调出阿尔法文明的历史资料，“我们废除了绝对平均的配额制度，建立了‘价值贡献积分体系’。个体的贡献不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文化传承、公益服务等，积分可以兑换资源和荣誉，但基本生活保障不受影响。同时，我们成立了‘文明传承学院’，用最新的虚拟现实技术让传统技艺变得有趣易懂，吸引年轻人参与。”

“但这样会不会回到‘强者恒强’的老路？”林渊提出疑问。科恩摇了摇头：“关键在于‘机会平等’。我们建立了‘全民潜能检测与培养系统’，每个孩子出生后都会进行潜能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定制化的教育资源。比如一个有艺术天赋的孩子，即使出身贫困，也能获得最好的艺术教育；一个有科研天赋的孩子，能直接接入全球最先进的科研数据库。制度的作用是打破阶层壁垒，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而不是强行拉平所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