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汉纪二十六（2/2）
天下有很多人都为王氏感到冤枉！这也为下文中元寿二年王莽重新掌权埋下了伏笔。谏大夫杨宣呈上奏章说：“孝成皇帝深切地考虑到宗庙传承的重要性，称赞陛下您的高尚品德，认为您能承接天命，这个决策非常深远，对您的恩德也极为深厚。想想先帝的心意，难道不是希望您能接替他，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年已七十，多次经历悲伤之事，她下令王氏亲属主动退让，以避开丁氏、傅氏的锋芒，路上的行人听到这件事都为之落泪。更何况是陛下您呢！陛下登高远望，难道面对成帝的延陵（今陕西咸阳附近 ），心中就不感到惭愧吗！”皇上被他的话深深打动，又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
6. 朱博又上奏说：“按照汉朝的旧例，设置部刺史，他们的俸禄虽然低，但赏赐丰厚（汉朝刺史的俸禄只有六百石；在任九年，如果表现优秀，就会被举荐为守相，俸禄达到二千石；如果有特殊才能、功绩显着的人，还会得到提拔 ），这样大家都努力立功，积极进取。之前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州牧的俸禄是真二千石，地位仅次于九卿；九卿职位空缺时，就从优秀的州牧中选拔补缺；但这样一来，那些才能中等的州牧就只会苟且自保，我担心这样会导致政绩逐渐衰败，无法有效禁止违法犯罪行为。我请求废除州牧，恢复设置刺史。”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韩安国传》，韩安国因犯法被判罪。恰逢梁国内史空缺，汉朝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他从囚徒中被提拔为二千石官员。这是景帝时期的事情，这里说“武帝”，应该是“景帝”之误；胡三省注：师古曰：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 ）。张敞担任京兆尹时，犯了罪本该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他的处境，故意冒犯他，张敞就把这些小吏抓起来杀了。小吏的家人为他们鸣冤（自己诉说冤屈 ），使者复查案件时，弹劾张敞滥杀无辜，皇上虽然收到了逮捕张敞的奏请，但没有批准。后来张敞正好被免官；逃亡了十几天后，宣帝征召他，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他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前世的君主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期，有的官吏在一个职位上任职时间很长，甚至子孙都在这个职位上延续，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那些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吏也安心任职，乐于履行职责，这样上下之间相互信任，没有敷衍了事的想法。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的官员相互催促，办事急切，而且多次更改政事，司隶和部刺史检举弹劾过于苛刻琐碎，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有的官吏任职几个月就被罢免，官员们送旧迎新，在道路上往来交错。才能中等的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只能苟且迎合，才能低下的官吏则心怀恐惧，只顾自己，一心谋取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二千石的官员越来越不受重视，官吏和百姓都轻视他们，有的人抓住他们的一点小过错，夸大其词，甚至向司隶、刺史报告，或者上书告发；百姓知道他们很容易被扳倒，稍有不满就会产生背叛之心。之前山阳（今山东巨野一带 ）的逃亡刑徒苏令等人横行作乱，官吏和士兵面对危难时，没有人愿意坚守气节、为正义而死，这是因为郡守、国相的权威早就被削弱了。孝成皇帝对此感到后悔，下诏书规定，二千石的官员不再因为故意放纵罪犯而被治罪，还派使者赏赐他们黄金，抚慰他们，这确实是因为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要依靠二千石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只有二千石的官员受到尊重，地位稳固，才能指挥下属。孝宣皇帝很欣赏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如果有人上奏弹劾他们，他就把奏章留在宫中不处理，遇到大赦时就一并解除这些弹劾（胡三省注：师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为扰重，故每留中；或经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我认为对于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宣帝看重他们的才能，有时接到弹劾奏章，就留在宫中不批复，遇到大赦时，这些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 ）。按照旧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下发处理，因为这会给百姓带来麻烦，查证核实、关押审讯，有的人甚至会死在狱中，所以奏章上必须有“敢告之”这样的字样才会下发。希望陛下能用心选拔贤才，记住他们的优点，忘记他们的过错，宽容臣子，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胡三省注：师古曰：不求备于一人也；我认为求全责备，就是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 ）。二千石的官员、部刺史、三辅地区的县令中，有才能且胜任职位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小过错，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让那些尽心尽力的人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对国家非常有利。之前苏令造反时，朝廷想派大夫去追捕并调查情况（派大夫去追捕盗贼并询问情况 ），当时却发现没有合适的大夫可以派遣，于是就征召盩厔（今陕西周至 ）县令尹逢，任命他为谏大夫，派他去处理这件事。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太少了，应该提前培养那些有潜力的人，这样在国家遇到危难时，士人就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报效国家；如果事到临头才去寻找人才，这恰恰表明朝廷缺乏人才啊。王嘉趁机举荐了儒者公孙光、满昌（《风俗通》记载：荆蛮地区有瞒氏，读音变化后成了“满”姓。《国语》记载：路、潞、泉、余、满，都是赤狄，姓隗 ）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修，他们都是二千石官员中有名望的人，天子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这些人。（按照王嘉的这篇奏疏来看，确实切中了当时的问题。然而作为丞相，应该时刻向皇帝进谏，随时纠正错误，让天下人不知不觉地走向太平，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写奏疏、发表言论上。从宣帝之后，担任丞相的人开始更加注重写奏疏，但考察他们的政绩，却越来越不如以前，看来丞相的功业并不在于写奏疏啊 ）
6. 六月，封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闵为鲁王（鲁共王的曾孙顷王被封，王位传给儿子文王睃；睃去世后没有后代；现在封闵为鲁王来继承封国。“部乡”，根据《纪》《表》及《传》的记载，应该是“郚乡”。胡三省注：《地理志》记载，东海郡有郚乡侯国 ）。
资料，卫青去世后，他的坟墓修成卢山的样子。卫青只到过沙漠，抵达窴颜山，或许窴颜山就是卢山？孟康说：卢山，是单于的南庭 ）。到了本始初年，匈奴又有叛逆之心，想要掠夺乌孙，侵犯汉朝公主，于是汉朝出动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骑兵前去攻打，当时并没有取得多少战果，只是彰显了汉朝的军威，表明汉兵行动如雷霆风暴般迅速！虽然这次出征没有实质性的收获，无功而返，但还是处死了两位将军。所以说，北方的匈奴不臣服，中原就不能高枕无忧。等到元康、神爵年间，国家政治清明，皇上的恩泽广泛施布，匈奴内部发生内乱，五位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着整个国家前来归附，向汉朝称臣（这些事都记载在《宣帝纪》中；归死，就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汉朝 ），然而汉朝对他们还是采取笼络的政策，并没有直接统治。从那以后，匈奴人想来朝见的，汉朝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匈奴人天性凶悍，身材魁梧健壮，倚仗自己的力量，凭借着一股气势，很难用善念去感化他们，却容易让他们染上恶习。他们强盛的时候很难屈服，想要和他们和平相处也很困难。所以在他们没有臣服的时候，汉朝要劳师远征，倾尽国力，士兵们死伤无数，攻破他们的坚固防线，战胜敌人，是如此艰难；在他们臣服之后，汉朝又要对他们进行安抚慰问，和他们交往，给他们赏赐财物，还要注意各种礼仪细节，是如此周全。过去汉朝曾经攻破大宛的城池（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 ），踏平乌桓的营垒（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三卷昭帝元凤三年 ），攻打姑缯的堡垒（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扫荡荡姐的聚居地（刘德说：荡姐，是羌人的一个部落；我查阅资料，元帝永光三年，陇西羌彡姐反叛，难道说的就是这个？ ），征服朝鲜（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 ；），平定两越（见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 ），这些战事，短的不过几十天，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经犁平他们的庭院，扫荡他们的家园，在那里设置郡县，像云开雾散、席卷一样彻底，之后再也没有留下祸患。但只有北方的匈奴不是这样，他们才是中原真正强大的敌人，和其他三方边境的敌人相比，差距太大了；前世的君主对匈奴尤其重视，他们可不容易轻视啊。
如今单于归服汉朝，怀着诚恳的心意，想要离开自己的王庭，来朝见陛下，这是前世就有的策略，也是神灵所期望的，国家虽然会花费一些钱财，但这是不得已的事。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会压制汉人的说法拒绝他（指有人说匈奴从上游来会压制汉人 ），用没有确定日期的借口来敷衍他（阻止匈奴单于来朝，用以后再说这样没有确定日期的话回复，这样匈奴和汉朝的关系就会疏远 ），磨灭过去的恩情，开启未来的嫌隙呢！如果怀疑他，疏远他，让他心生怨恨，违背之前的约定，凭借过去的友好言辞来埋怨汉朝，从而与汉朝断绝关系，再也没有归服的心意，到那时，用武力威慑他不行，用道理说服他也不行，这难道不是大患吗！明智的人在事情还没有显现出迹象时就能预见，聪慧的人在没有听到声音时就能察觉，如果能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那么就可以不用发动战争，祸患也不会产生。不然的话，一旦双方产生嫌隙，即使国内有智谋的人费尽心思，国外有善辩的人四处奔走，也比不上在事情没有发生时就处理好。再说过去谋划西域事务，控制车师，设置西域都护来管理三十六国（这些事都记载在《武帝纪》《宣帝纪》中 ），难道是（乙十一行本“岂”上有“费岁以大万计者”七字；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 ）因为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部边境吗？其实是为了控制匈奴。历经百年的努力才做到这些，却在一天之内失去，过去花费巨大代价来对付匈奴，现在却舍不得接待单于来朝这十分之一的花费，我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能稍微留意在祸乱还没有发生、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做好防范，来遏制边境可能出现的灾祸！”奏书呈上后，天子醒悟过来，召回匈奴使者，重新给单于回信，同意他来朝见。还赏赐给扬雄五十匹布帛，十斤黄金。单于还没有出发，就生病了，于是又派使者来，希望明年再来朝见；皇上答应了。
12. 董贤日益显贵受宠，丁氏、傅氏家族嫉妒他的恩宠，孔乡侯傅晏和息夫躬谋划着想谋求高位，辅佐朝政。恰好单于因为生病没能来朝见，息夫躬便趁机上奏，认为：“单于本应在十一月进入边塞，后来却以生病为借口不来，我怀疑其中有其他变故。乌孙的两位昆弥势力弱小，而卑爰疐势力强盛，他在东边和单于勾结，还派儿子去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一旦被吞并，匈奴就会更加强大，西域就危险了。可以让匈奴人假装成卑爰疐的使者来上书，说想借助天子的威严，让单于送回卑爰疐的质子，然后把这个奏章下发，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件事；这就是所谓的‘上等的军事策略是破坏敌人的计谋’（匈奴客，指匈奴的使者；服虔说：所谓谋，就是出兵讨伐并解决问题；胡三省注：师古曰：这种说法不对，知道敌人有计谋，就想办法应对，阻止他们的行动，不用发动战争，这才是可贵之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这是《孙子》中的话 ），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联盟。”（胡三省注：师古曰：知道敌人有外交联盟、相互援助，就想办法离间他们，让他们的联盟解散 ）
奏书呈上后，皇上召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进行商议。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原一直凭借威望和诚信让夷狄归服，息夫躬却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猜测敌人有诈，提出这种不可信的计谋，不能答应。况且匈奴仰仗先帝的恩德，保卫边塞，向汉朝称藩；如今单于因为生病不能前来朝贺，还派使者前来说明情况，没有失去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到死都不会看到匈奴给边境带来忧患！”息夫躬反驳公孙禄说：“我是为国家考虑，希望能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就谋划对策，在事情还没有显露迹象时就做好准备，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凭借他的那点见识来保证眼前的安稳。我和公孙禄的意见不同，不能相提并论！”皇上说：“说得好！”于是让大臣们退下，只和息夫躬商议。
息夫躬趁机建议说：“如今灾异现象频繁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同寻常的变故发生，可以派大将军巡视边境的军队，整顿军备，斩杀一个郡守来树立威严，震慑四方的夷狄，以此来应对灾异现象。”皇上觉得有道理，就询问丞相王嘉的意见，王嘉回答说：“我听说要让百姓行动起来，靠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回应上天要靠实际的作为而不是表面文章，百姓虽然地位低微，但都不可以欺骗，更何况是面对上天的神明，怎么能欺瞒呢！上天显示灾异现象，是为了告诫君主，希望君主能醒悟过来，回归正道，真诚地推行善政，这样百姓就会喜悦，天意也能得到顺应！有些辩士只看到一点迹象，就随意牵强附会地用星象历法来解释，虚构匈奴、（乙十一行本“奴”下有“乌孙”二字；孔本同 ）西羌会带来的灾难，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宜之计，这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如果守相有罪，他们会乘车疾驰到朝廷，束手就擒，内心十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谈论政事的人却想把安稳的局面变得危险，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快，实际上这些建议不可取。议论政事的人，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谄媚、阴险、巧言善辩、苛刻严厉。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建议，结果打了败仗，后来他后悔自责，痛恨那些误导他的臣子，思念老臣的忠言，这才让他的名声流传后世。（秦穆公想要偷袭郑国，蹇叔、百里奚劝谏，他不听，于是出兵；结果晋襄公在崤山设伏，打败了秦军。回国后，秦穆公作《秦誓》来悔过，其中说道：以前出谋划策的人，我却认为他们不合我意；现在出谋划策的人，我却轻易地亲近他们。虽然这样，但还是应该向那些老臣请教，这样才不会犯错。又说：那些花言巧语的人，让君子轻易地改变了主张，我却接纳了他们，现在我要好好反思）希望陛下能借鉴古代的教训，反复参考，不要被先听到的话影响了自己的判断！”皇上没有听从王嘉的建议。这也为后来董贤阻止息夫躬的计策，息夫躬最终获罪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