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摩旅之莞城、羊城和濠江（2/2）

凭借着他那经过三次基因优化、堪比超算的大脑，以及近期钻研黎曼猜想所锤炼出的极致逻辑和概率心算能力，记住发出的牌、计算剩余牌堆的概率分布对他而言如同呼吸般自然。

他下注冷静而精准，几乎每一次决策都基于最优概率。筹码在他面前很快堆积起来。

苏曼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崇拜的小星星。

她从未见过有人能如此轻松地在赌场所向披靡。虽然她并未来过这个地方。

然而，郝奇的脸上却没有丝毫得意或兴奋，他将赢来的筹码大部分兑换回现金，只留下少许，然后对苏曼说：“这种赚钱方式，看似轻松，实则毫无意义，甚至有害。”

“赌博，本质上是一个负期望值的游戏。赌场永远拥有概率优势。我所做的，只是暂时地、极小幅度地利用了规则和计算能力，局部扭转了这一点。但这改变不了其本质——它不创造任何真实的社会价值，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且往往伴随着成瘾、破产、家庭悲剧等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是一种畸形的产业。”他看向苏曼：“你想试试吗？用这些筹码。”

苏曼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她接过筹码，选择了一台看起来很有趣的老虎机。

一开始，她的小心谨慎让她小有赢利，兴奋得脸颊通红。

但很快，机器开始了无情的吞噬。

她不甘心，想要翻本，下的注越来越大，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完全沉浸在那种“下一次就能赢回来”的幻觉中。

不到半小时，郝奇给她的筹码就输了个精光。

那一刻，巨大的失落感和不甘心瞬间淹没了苏曼。

她甚至下意识地想去摸自己的钱包，还想继续投钱！

直到郝奇的手按在她的肩膀上，一股清凉的理智才猛地将她从那种昏头昏脑的狂热状态中拉了出来。

她惊出一身冷汗，心有余悸地看着郝奇：“我……我刚才好像魔怔了一样……就想着赢回来……”

郝奇平静地问，“如果不是我在这里，你会不会继续输下去，直到无法承受？”

苏曼用力点头，后怕不已。她深刻体会到了那种轻易被卷入贪婪和侥幸漩涡的可怕力量。

走出赌场，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苏曼才感觉彻底清醒过来。

她看着周围那些灯火辉煌的赌场，心情复杂。

“郝先生，都说黄赌毒不分家，为什么在濠江，好像只看到赌，没怎么看到另外两者？而且好像也没怎么听说因为赌博家破人亡的极端事件？”苏曼疑惑地问。

雷磊接过话，语气带着自豪：“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强有力的治理和濠江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有效管理。”

“国家对毒品是零容忍态度，打击力度极大，毒品很难在濠江形成气候。至于‘黄’，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但明面上的、规模化的色情产业是被严格管控和打击的，不像某些地方那样泛滥和无所顾忌。”

“对于赌博本身，虽然它是濠江的支柱产业，但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其负面影响，比如设置冷静期、限制本地居民进入赌场的次数和金额、提供问题赌博辅导服务等。再加上内地严格的资金管控和出入境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赌博的恶性发展。”

郝奇点了点头，算是认可雷磊的说法，但他通过【心语】对苏曼补充了更深层的、更冷静的观察：

[雷磊说的基本是事实，国家的管控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要说濠江完全没有‘黄’和因赌导致的悲剧，那也不客观。它们只是变得更隐蔽，或者被繁荣的表象和有效的社会救助网络部分掩盖了。]

[赌场周边和高档酒店里，依然存在针对高端客户的、更隐秘的s情服务。因赌债缠身、家庭破裂、甚至走上绝路的情况，也绝非没有，只是可能不像电影里那么戏剧化，或者被尽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但这种经济模式，我始终认为是不健康的。它建立在人性的弱点之上，依赖于其他地区的资金输入和问题输出，其繁荣具有脆弱性和道德瑕疵。迟早要被更可持续、更创新的产业所替代。只是现在，时机还未完全成熟，需要循序渐进。]

苏曼若有所思，又问道：“那为什么濠江没有像香港那样，出现那么严重的‘独立’或者离心倾向呢？感觉濠江社会对国家认同感很高。”

这次郝奇没有立刻回答，示意雷磊先说。

雷磊想了想，说道：“我觉得主要原因有几个：一是濠江体量小，经济上对内地依赖更深，尤其是自由行政策带来的旅游收益，让濠江市民切身感受到与国家紧密联系的好处；二是回归后，濠江特区政府施政比较得宜，民生改善明显，社会矛盾相对较少；三是zy政府对濠江的支持力度很大，比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给了濠江很大的发展空间。”

郝奇点了点头，补充道：“雷哥说的都是重要原因。我再从几个方面系统补充一下：

第一，客观条件与利益捆绑。濠江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其博彩旅游业和后来的适度多元化发展，极度依赖内地的政策支持（如自由行）、水资源、电力乃至农副产品供应。

这种深度捆绑的利益关系，使得‘独立’毫无经济基础，甚至是自取灭亡。

濠江社会精英和普通市民对此有清醒认识。

第二，历史情感与文化认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相对温和，且后期管治松散，对华国文化的摧残和身份认同的扭曲远不如代英在香岛的“治理”。濠江华人社群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一直很强。回归时，‘落叶归根’的喜悦是主流情绪。

第三，教育与社会治理。回归后，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爱国爱濠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培养国家认同。同时，注重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成果惠及面较广，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社会公平感较强，有效消解了孕育极端思潮的土壤。

第四，政治力量与外部干预。濠江爱国民间社团力量强大，深入基层，有效团结了大多数市民。同时，濠江并非国际地缘政治焦点，外部势力干预的意愿和力度远低于香岛，缺乏兴风作浪的外部催化剂。

第五，‘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总体来说，濠江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被认为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市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自然增强了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因此，”郝奇总结道，“濠江没有‘独立’，是特殊的历史路径、现实利益结构、有效的社会治理和坚定的政治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相对理想状态。而香岛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和深刻，是多种历史和现实矛盾叠加的体现。”

听完郝奇系统而深刻的分析，苏曼和雷磊都对濠江问题有了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

离开濠江时，夕阳给这座小城镀上了一层金色。

它的繁华与争议，它的安宁与隐忧，都留在了郝奇一行人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