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根腐于内——蜀汉灭亡的制度性溃败与人心离散（2/2）

三、“神权化”的皇权与“空心化”的相权：权力结构的畸形裂变

刘备称帝时，刻意淡化“皇权神授”，临终托孤时甚至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种“柔性权力”让诸葛亮得以“开府治事”，形成“皇帝主祭、丞相主政”的良性结构。但刘禅亲政后，却一步步将皇权“神权化”：他在成都修建“承露盘”，自称“天授之子”，甚至让黄皓装神弄鬼，以“鬼神之言”否决姜维的北伐提议。

这种神权化带来两个恶果：

一是决策机制失灵。朝堂上的讨论变成“占卜结果”的对决，姜维说“兵法当伐”，黄皓说“鬼神示否”，刘禅竟以“鬼神不欺”为由否决军事提案。当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还在问“巫婆说敌军三日自退，可信否”——权力一旦与迷信绑定，理性就无立足之地。

二是相权“空心化”。诸葛亮时期，丞相府有“录尚书事”“假节钺”等实权，能统筹军政；而蒋琬、费祎虽任大将军，却被剥夺“开府”权，连调动一个营的士兵都要刘禅“朱批”。到姜维时代，相权彻底沦为“执行工具”，他想在沓中屯田避祸，都要黄皓“转达圣意”，这种“皇权独大”的结构，让蜀汉失去了“纠错缓冲带”——当皇帝犯错时，再无“相权”能拉住缰绳。

四、人心离散：从“汉祚正统”到“谁家天下”的信仰崩塌

建安十九年，刘备入成都时，百姓“焚香遮道”，因为他们相信“刘皇叔”能带来比刘璋更安稳的日子；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时，孟获部落“举族归顺”，因为他们看到“汉官不欺夷人”；但到景耀六年，邓艾兵临城下时，成都百姓“竞献牛酒迎魏军”，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汉祚正统”信仰的彻底崩塌。

普通百姓的失望藏在税册里：刘备时期“岁入亩三升”，到姜维时代涨到“亩八升”，还要加征“北伐特别税”，绵竹农户在竹简上刻下“种一石，缴半石，活不成”；士族的失望写在《仇国论》里，谯周说“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凭险阻，负固不服，偷安旦夕，致使民生凋敝，终至危亡”，直指“兴复汉室”已成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连士兵的失望都刻在墓碑上，成都出土的蜀汉士兵墓志铭里，“思归”“厌战”等词出现了二十七次，而“报国”仅出现三次。

最致命的是“认同危机”。当益州人被荆州派称为“蜀虏”，当南中人被视作“蛮夷”，当蜀汉的旗帜下只有“荆州利益”而无“蜀地福祉”，那句“汉贼不两立”便成了自欺欺人的空话。百姓终会明白：他们爱的不是“汉室”，而是“能让他们活下去的政权”；当这个政权连“活下去”都保证不了时，换一个东家，不过是顺水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