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制度之殇——从依法治蜀”到“权大于法”的溃堤之路（2/2）

三、权力结构的异化：从“制衡”到“一言堂”的崩塌

诸葛亮设计的权力结构，本是“三权制衡”的雏形：丞相府掌行政，御史台掌监察，尚书台掌执行。他任丞相时，刻意让益州人董和与自己共署府事，让荆州人蒋琬掌尚书台，让东州人李严掌监察，形成“派系制衡”。

但这种制衡在刘禅手里变成了“权力垄断”。延熙十四年，刘禅废除“丞相”职位，将行政权收归己有，又让黄皓兼任“中常侍”与“御史中丞”，同时掌控监察与侍从权——相当于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更荒唐的是“决策流程的私人化”：原本需“三公会议”讨论的军国大事，变成了刘禅与黄皓在后宫“掷骰子定夺”，《汉晋春秋》记载“姜维请增兵沓中，皓以骰子掷出‘凶’兆为由拒之”。

权力集中的恶果，在军事领域暴露得最彻底。按照诸葛亮定下的制度，“调兵五十人以上需尚书台虎符”，但刘禅给姜维的手诏上写着“凭此诏可自行调兵”——这种“特批”破坏了军事制衡，导致姜维在沓中被邓艾奇袭时，部将因“无虎符”不敢擅自出兵救援。而当罗宪请求回援成都时，刘禅又因“黄皓说敌兵未至”拒绝调令，让永安防线成了孤城。

制度的崩塌从来不是瞬间的断裂，而是“小破例”累积成“大溃决”。从“法外开恩”到“以言定罪”，从“派系制衡”到“一言堂”，蜀汉的制度堤坝被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外”冲垮，最终在邓艾的奇兵面前，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不是兵不够，而是没人再相信“制度能保护牺牲者”，也没人再遵守“制度该有的秩序”。

四、历史的回声：制度与人的永恒博弈

翻检蜀汉灭亡后的史料，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

洛阳的西晋朝廷曾就“蜀汉何以速亡”展开讨论，张华认为“武侯之后，法纪松弛故也”，而杜预反驳“非无法，是无人守法也”；

成都出土的景耀年间竹简中，有百姓在《求诉书》里写：“昔年盗一鸡者罚，今盗百金者荣，此非蜀亡，是法亡也。”

这两种观点，其实指向同一个核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人”对它的信仰与坚守。诸葛亮时期的法治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蜀科》完备，更因为他让百姓相信“犯了法，诸葛亮也会自罚”；而刘禅时期的制度之所以失效，也不仅因为黄皓弄权，更因为百姓看清了“制度只约束弱者”。

这种“制度与人”的博弈，在历史上反复上演：商鞅“徙木立信”，让秦国从“夷狄之邦”变成“虎狼之国”；朱元璋“剥皮实草”治贪腐，却挡不住万历年间的“无官不贪”；雍正“摊丁入亩”厘清赋税，到了乾隆后期又成了“苛捐杂税”的温床——制度的文本或许能代代相传，但“人人信法、人人守法”的共识，却需要每一代人重新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