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溃烂的根须——从权力末梢到民心离散的总崩溃（2/2）

刘备称帝时，“汉”的国号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无论是荆州集团的“兴复旧都”，还是益州士族的“暂附明主”，都默认了“蜀汉是汉室正统”的前提。但到了后期，这个信仰的内核被一点点掏空。

首先是“正统性”的消解。曹丕代汉时，虽有“禅让”的包装，却通过优待汉室宗亲、修复洛阳宫室等手段，逐渐让“汉已亡”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蜀汉这边，刘禅既无刘备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号召力，又无诸葛亮的威望，连祭祀汉高祖的仪式都懒得亲自参加，让黄皓代劳——当皇帝自己都不在乎“汉室香火”，百姓又何必当真？

其次是“理想主义”的退场。诸葛亮时期，官员多是“为兴复汉室而战”的理想主义者，连降将姜维都带着“心存汉室”的信念。但到了后期，朝堂上充斥着谯周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在《仇国论》里公开质疑“北伐”的意义，认为“小国若不知守，必遭覆灭”。这种论调在士大夫阶层蔓延，让“兴复汉室”成了迂腐的代名词。

最致命的是“榜样的崩塌”。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形象，本是蜀汉的精神图腾，但他的继任者们却相形见绌：蒋琬“宽柔寡断”，费祎“沉迷宴饮”，姜维“好战而无谋”，黄皓“专权而贪腐”。当百姓看到的“朝廷栋梁”要么昏庸，要么贪婪，“蜀汉能复兴汉室”的信念自然会土崩瓦解。

有个细节很讽刺：蜀汉灭亡后，洛阳的官员问刘禅“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这句被后世嘲笑为“昏庸”的话，或许恰恰道出了当时蜀地百姓的普遍心态——他们早就不“思汉”了，只思“安稳”。

四、致命的妥协：当抵抗变成“没必要”的挣扎

邓艾兵临成都时，刘禅召集群臣议事，朝堂上出现了诡异的“一边倒”——以谯周为代表的大臣几乎全主张投降，只有少数人（如刘谌）呼吁“背城一战”。这种“集体妥协”的背后，是整个统治阶层对“抵抗价值”的否定。

刘谌在哭谏时说：“先帝创业艰难，陛下奈何欲降？” 谯周却反驳：“战则蜀地尽毁，民无遗类；降则陛下不失封侯之位，民得保全——孰轻孰重？” 这番话看似“务实”，实则暴露了蜀汉统治的本质：它早已失去了“为信念而战”的勇气，只剩下“计算利弊”的怯懦。

连军队都失去了抵抗意志。成都卫戍部队的将领在投降前说：“吾等戍守都城，月饷不及魏兵三成，家眷在乡受官吏欺压，何苦再战？” 士兵们“闻降鼓皆欢”，这种“不战而屈”，比任何战败都更能说明问题——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让军民“为之牺牲”的价值，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刘禅的降书里写着“辄敕群帅，投戈释甲”，没有丝毫悲壮，只有如释重负。那些曾被诸葛亮、姜维视为“必争之地”的山河，在百姓眼中，不过是换了面旗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