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制度僵化的沉疴从“法治初心”到“规矩空壳”的溃烂（2/2）

但这一制度在后期被“短期透支”取代。姜维北伐需要巨额军费，却未能延续诸葛亮的“开源”之策，反而将盐铁官营变成“垄断盘剥”：盐价从诸葛亮时期的“一石百钱”涨到“一石五百钱”，铁器价格翻了三倍，百姓“无盐食、无农具”的现象普遍出现。蜀锦贸易也因“强制征调”而衰落，织工“逃亡者十之三四”，产量锐减。

为填补亏空，蜀汉推出了一系列“饮鸩止渴”的政策：景耀元年（258年），发行“直百五铢”大钱，一枚新钱兑换旧钱一百枚，却仅重旧钱的五倍，本质上是通过通货膨胀掠夺民间财富；景耀四年（261年），推行“算缗告缗”，强制征收百姓财产税，隐瞒者“没收全部家产”，导致“民家有积财者，皆惶恐迁徙”。

财政制度的短视，直接摧毁了蜀汉的经济基础。成都平原的农业因“赋税过重”而衰退，“亩产量较诸葛时期减三成”；南中地区的贡赋因“官吏盘剥”而断绝，甚至爆发叛乱；民间商业因“垄断与苛税”而凋敝，“市中无人，货栈皆空”。当邓艾入蜀时，发现“府库空虚，民有菜色”，这个曾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早已被透支得油尽灯枯。

四、监察制度的失效：从“弹劾不避”到“形同虚设”的纵容

诸葛亮设立的“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是蜀汉的监察核心，职责是“纠察百官，弹劾不法”。董允担任侍中时，“严整有威，黄皓畏之，不敢为非”；张裔任长史时，“每事察核，不容奸伪”。这种“监督无处不在”的压力，让官员不敢轻易越界。

但后期的监察机构，逐渐沦为“权贵的附庸”。景耀年间的御史中丞谯周，本应弹劾不法，却“见黄皓专权，默而不言”，甚至在《仇国论》中为弊政辩护；司隶校尉诸葛瞻，虽为忠臣，却“顾念亲情”，对姜维的“违法私养部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察者的“不作为”，让制度失去了最后的纠错能力。

更可怕的是“反监督”的盛行。黄皓为压制弹劾，在朝中安插大量亲信，“凡言其过者，皆遭贬斥”：尚书郎罗宪因弹劾黄皓亲信，被外放永安；中常侍郭攸之因“谏阻后主”，被剥夺职权。这种“谁监督谁倒霉”的氛围，让监察制度彻底瘫痪，官员们“皆自保身，莫敢直言”。

当制度失去了“纠错”与“监督”的功能，就成了一具空壳。蜀汉后期的朝堂，如同一个运转失灵的机器：齿轮之间充满摩擦，却无人修理；零件早已老化，却无人更换。直到最后，机器彻底停摆，才有人想起——原来最初的设计，本是能自我修复的。

结语：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与“进化”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中，制度僵化是最深层的沉疴。从诸葛亮时期“法纪严明”的制度活力，到后期“规矩空壳”的制度崩坏，并非制度本身过时，而是执行中的“双标”、选官中的“固化”、财政中的“短视”、监察中的“失效”，让制度失去了生命力。

历史反复证明：好的制度，既要“定规矩”，更要“守规矩”；既要“有刚性”，也要“能进化”。当制度沦为权贵的工具，当监督变成摆设，当选官只看关系，再完善的条文也挡不住崩塌的命运。

成都城破后，有老吏在《蜀科》竹简上题字：“法在纸，更在人。”这句话，或许是对蜀汉制度崩坏最痛切的反思——制度的灵魂，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执行它的人心中那份“公平”与“坚守”。一旦这份坚守消散，制度便会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