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民心溃散的多米诺骨牌（1/2）

当洛阳的使臣带着刘禅的降书返回时，曹魏朝堂正在讨论如何处置蜀汉旧臣。司马昭看着那份字迹潦草的降表，突然问身边的谋士：“你说，蜀汉亡于兵力不济，还是后主昏庸？”谋士答：“皆非。其亡也，始于民心溃散，如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时，结局便已注定。”

这个比喻刺破了“天意”“国运”的迷雾——蜀汉的灭亡，从不是某场战役的失利，而是民心这张最关键的骨牌被推倒后，引发的连锁崩塌。

一、第一张骨牌：“税赋枷锁”压垮生存底线

景耀元年（258年）的秋收时节，成都平原的稻田里罕见地响起了哭声。农户周阿牛蹲在田埂上，看着自家五亩地只收了二十石稻子，而税吏刚贴出的告示上写着：“秋税征十之六，另缴‘军粮附加’三石。”这意味着缴税后，全家五口人只剩不到五石粮，连过冬都不够。

“这日子没法过了！”周阿牛把镰刀往地上一摔，稻穗散落一地。他不知道，这已是蜀汉连续第五年加税：刘备时期“十取其一”的田租，到诸葛亮时期增至“十取其二”，蒋琬、费祎时期加征“盐铁专营附加税”，姜维执政后更是推出“北伐特别税”“戎装钱”“栈道修缮费”……十余种税赋像藤蔓一样缠上农户的脖颈，越收越紧。

《蜀地农桑志》记载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章武三年（223年），蜀汉农户平均存粮“可支一年”；建兴十二年（234年），“可支八月”；景耀元年（258年），“仅可支三月”。与之相对的，是官吏俸禄的暴涨——诸葛亮时期“大将军月俸八十斛”，到姜维时期增至“两百斛”，还不算“职田”“赏赐”等灰色收入。这种“取于民者愈多，用之于民者愈少”的分配失衡，让“税赋”从“养国之本”变成了“噬民之齿”。

更可怕的是“税外之赋”。锦官城的织工要缴“染料钱”，盐井的煮盐户要缴“灶头钱”，连街头卖草鞋的都要缴“市肆钱”。有个叫陈三的鞋匠，因缴不起钱被没收了工具，蹲在街头痛哭：“我祖孙三代在成都卖鞋，从没见过这样的规矩！这哪是收税，是抢啊！”

当生存底线被税赋击穿，百姓对政权的情感便从“依附”转向“恐惧”。周阿牛的邻居王老汉，把仅存的稻子埋在地下，带着家人连夜逃往东吴——“宁做吴地鬼，不做蜀地民”，这句在蜀地悄悄流传的俗语，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二、第二张骨牌：“权力闭环”阻断上升通道

蜀汉的权力结构，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刘备带来的“荆襄集团”（包括北方来的元从、荆州的士族）牢牢占据着盒子的核心，而益州本土士族只能在盒子外围打转，永远摸不到核心的钥匙。

犍为郡士族张威，年轻时以才学闻名，被诸葛亮赞为“有公辅之才”。可直到四十岁，他还只是个蜀郡丞（相当于副市长），而比他晚出道的荆襄子弟董厥，仅凭“丞相府参军”的出身，三十岁就当上了尚书令。张威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蜀地如围城，外者欲入不得，内者坐享其成。”

这种“权力闭环”到后期愈演愈烈。刘禅时期，朝廷重要职位几乎被“南阳籍”“襄阳籍”垄断：尚书令陈祗是南阳人，卫将军诸葛瞻是琅琊人（属荆襄派系），中常侍黄皓虽是益州人，却靠谄媚上位，始终被荆襄集团排挤。益州士族想进入权力核心，要么“改籍”（谎称自己是荆襄人），要么“联姻”（嫁女给荆襄官员），尊严被踩在脚下。

更让益州人寒心的是“司法双标”。景耀二年（259年），荆襄籍官员刘阐强占益州民女，刘禅仅罚俸三月；而益州人李穆因“骂官”，竟被判处“髡刑”（剃光头发，当众羞辱）。这种“同罪不同罚”的不公，让益州士族彻底看清：这个政权从来不属于他们。

于是，第二张骨牌倒下了——益州士族从“合作”转向“消极对抗”。他们拒绝为蜀汉推荐人才，隐瞒本地粮产数据，甚至在魏军入境时“闭城自守”。当邓艾兵临城下，谯周（益州士族领袖）站出来劝降时，背后是整个益州士族的集体意志：“我们早已不是蜀汉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