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权力异化下的信任崩塌（2/2）

降将群体的“边缘化”加剧了内部撕裂。姜维作为曹魏降将，虽凭借军事才能升至大将军，却始终被荆襄集团视为“外人”。他提出的北伐策略，常被“荆襄旧臣”以“劳民伤财”为由反对；他推荐的将领，多因“非旧部”而被排挤。夏侯霸（夏侯渊之子）投奔蜀汉后，虽被刘禅“以亲戚相待”（刘禅皇后是张飞之女，张飞妻是夏侯霸从妹），却“常怀忧惧，小心谨慎”，始终无法融入权力核心。这种“边缘化”让降将群体只能“以战固位”——姜维的“十年九伐”，既是为“兴复汉室”，也是为证明自身价值。但这种“穷兵黩武”反而激化了与益州士族的矛盾，谯周在《仇国论》中批判的“处小攻大，兵疲民劳”，实则是对降将群体“主导军事”的不满。

派系倾轧的终极表现，是“危机时刻的各自为战”。当钟会、邓艾分兵伐蜀，蜀汉的应对完全陷入混乱：姜维在沓中“欲先保祁山，再回援汉中”，却因“朝中无人支持”而孤军奋战；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却因“与姜维素有嫌隙”而拒绝其“合兵抗敌”的建议；刘禅在成都“召集群臣议事”，荆襄集团主张“南奔建宁”，益州士族力主“降魏”，降将群体则“默而不言”。这种“各怀私心”的决策，让蜀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机会——绵竹之战的惨败，与其说是军事失利，不如说是派系倾轧导致的“协同失灵”。

四、“信任崩塌”的终极表现：民众的冷漠与士人的背弃

权力异化的最终恶果，是“上下信任”的全面崩塌——当民众不再相信朝廷能“保境安民”，当士人不再认同政权的“合法性”，这个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蜀汉灭亡时的“全民冷漠”，正是这种崩塌的最直观体现。

民众的“沉默反抗”最具杀伤力。刘备入蜀时，曾以“宽减租赋”赢得“百姓归心”；但到后期，赋税徭役的重压让民众“视朝廷如仇雠”。《蜀记》记载，景耀年间“蜀地大饥，流民入魏者月以千计”，这些流民“不恋汉土，甘为魏民”，甚至“为魏兵向导，指引粮道”。当邓艾率军穿过阴平古道，沿途“山民献粮指路”，并非真心归顺曹魏，而是对蜀汉统治的无声否定。成都城外的百姓，在刘禅出降时“无有哭者”，这种平静比任何反抗都更令人心惊——他们早已对这个政权失去了感情，灭亡不过是“换个统治者”而已。

士人的“集体背弃”则宣告了政权的精神死亡。蜀汉的士人群体，曾是“兴复汉室”的主要支持者：诸葛亮的《出师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在强化对政权的认同。但到后期，这种认同已荡然无存：谯周撰写《仇国论》，公开质疑北伐的正义性；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蜀汉与曹魏、东吴并列，承认其“割据”性质；李密在《陈情表》中，称“蜀灭之后，臣少仕伪朝”，直接否定了蜀汉的合法性。当邓艾兵临城下，这些士人不仅不“号召抵抗”，反而“力主投降”，甚至为曹魏“安抚蜀地”出谋划策——他们的背弃，标志着蜀汉在精神层面已提前灭亡。

连军队的“士气崩溃”都源于信任丧失。蜀汉的士兵多为益州本地人，他们“厌战已久”，对“北伐”毫无热情。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的军队“未战先溃”，“闻邓艾许‘降者免死’，竟有数千人临阵倒戈”。这种“不战而降”的背后，是士兵对“朝廷”的彻底失望——他们不愿为“荆襄集团的霸业”卖命，更不愿为“黄皓把持的朝廷”牺牲。当军队失去了战斗意志，再坚固的防线也形同虚设。

结语：信任是政权最脆弱也最坚实的根基

蜀汉的灭亡，从根本上说是“信任体系”的全面崩塌。从“白帝城托孤”的君臣互信，到“黄皓专权”的君臣猜忌；从“荆襄集团”与“益州士族”的合作，到后期的相互倾轧；从民众对“兴复汉室”的期待，到最终的冷漠背弃——信任的裂痕一点点扩大，最终让政权在外部压力下轰然倒塌。

历史反复证明：信任是政权最脆弱也最坚实的根基。它需要制度的保障（如制衡机制、公平选拔），需要执政者的维护（如勤政爱民、开放包容），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如言出必行、祸福与共）。蜀汉的教训在于，当权力失去制约、派系取代团结、民生让位于野心，信任便会像堤坝上的裂缝，一旦出现便会不断扩大，直到最后一道防线被冲垮。

回望蜀汉的兴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覆灭，更是一部关于“信任”的教科书——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信任的力量，也不要高估权力的坚固。毕竟，能让民众愿意“为之赴死”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制度或华丽的口号，而是那份“君臣相得、上下同心”的信任与认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