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联盟战略的失效与外交困局（2/2）

对“曹魏实力”的认知差异，导致应对分歧。蜀汉始终将曹魏视为“头号敌人”，认为“汉贼不两立”，必须全力对抗；东吴则更清楚曹魏的强大，主张“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遣使向吴称臣，孙权欲“派兵支援，夹击曹魏”，蜀汉却认为“公孙渊反复无常，不可信”，拒绝配合，错失了一次难得的协同机会。这种认知差异，使两国在对抗曹魏的策略上始终无法统一。

东吴的“降魏试探”，彻底暴露联盟的脆弱。永安六年（公元263年），曹魏伐蜀的消息传到东吴，吴主孙休虽派丁奉率军攻寿春、留平攻南郡，试图“围魏救赵”，却同时派薛珝出使蜀汉，名为“慰问”，实则观察虚实，评估“蜀汉能否存续”。当薛珝回报“蜀士疲惫，民有菜色，必不能久”后，东吴的援军便“停滞不前，观望成败”。这种“见死不救”的务实态度，证明联盟在生死关头已无法发挥作用——东吴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蜀汉灭亡后“分一杯羹”，而非“雪中送炭”。

四、联盟失效的连锁反应：蜀汉的孤立无援与曹魏的各个击破

蜀吴联盟的失效，对三国平衡产生了连锁反应：蜀汉失去东线牵制，陷入“单线抗魏”的困境；曹魏得以集中兵力对付蜀汉，加速了其灭亡；东吴虽暂时保全，却也因“唇亡齿寒”，最终在三十年后被西晋所灭。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印证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道理，也让蜀汉为联盟的失效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蜀汉陷入“双拳难敌四手”的战略被动。失去荆州后，蜀汉的北伐只能走祁山、陈仓等崎岖路线，补给困难；而东吴在东线的“消极配合”，使曹魏可以将主力部署在关中，专防蜀汉。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司马懿之所以能“坚壁不出”，正是因为“东线无虞，可专心对蜀”。据《三国志·明帝纪》，曹魏在关中的驻军常年保持在十万以上，是蜀汉北伐军的两倍，这种兵力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联盟失效带来的“单限压力”。

曹魏的“各个击破”战略得以实施。司马懿曾向魏明帝建议：“蜀远吴近，若先破蜀，则吴自服。”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蜀吴联盟无法形成有效抵抗。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伐蜀，动用兵力十八万（占曹魏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若东吴能在东线发动像样的进攻，曹魏必然有所顾忌。但东吴的“观望”让司马昭毫无后顾之忧，得以全力伐蜀，最终一举灭蜀。

东吴的“短视”加速了自身灭亡。蜀汉灭亡后，东吴失去了西部屏障，直接暴露在西晋的军事压力下。晋武帝司马炎采纳羊祜的“伐吴策”，“以蜀地为基地，顺江而下”，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正如羊祜所言：“蜀亡则吴孤，吴孤则必亡。”东吴在蜀汉灭亡时的“见死不救”，看似保全了实力，实则自断臂膀，最终难逃同样的命运。

联盟失效的终极后果，是三国平衡的彻底崩塌。赤壁之战后形成的“三分天下”，本质上是蜀吴联盟与曹魏之间的力量平衡；当联盟失效，这种平衡被打破，曹魏（西晋）的统一便成必然。蜀汉的灭亡，不过是这一进程的第一步——它既是联盟失效的结果，也是推动统一的催化剂。

结语：外交短视与战略僵化的代价

蜀吴联盟的失效，根源在于双方未能超越短期利益，构建真正的战略互信。荆州之争的爆发、战略目标的错位、地缘利益的冲突，一步步侵蚀着联盟的基础，而蜀汉后期的外交僵化（如姜维不与东吴协调北伐）与东吴的务实短视（如坐视蜀汉灭亡），则最终将联盟推向了终点。

从历史教训看，蜀吴联盟的悲剧证明：弱国之间的联盟若不能以“互信”为基础、以“协同”为手段、以“长远利益”为目标，终将沦为脆弱的纸同盟。蜀汉将“联吴抗魏”视为口号却缺乏行动，东吴将“联盟”视为筹码而非战略，这种短视让两国在曹魏的强大面前各自为战，最终被逐个击破。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中，联盟的失效虽非最核心的因素，却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它使蜀汉失去了牵制曹魏的最后力量，在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又面临外部压力的集中爆发。当一个政权既无法解决内部问题，又不能构建有利的外部环境时，其灭亡的命运便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