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文化认同的消失（2/2）

对“荆襄集团垄断”的不满，推动知识分子转向。蜀汉的学术资源（太学、藏书）被荆襄学者垄断，益州知识分子难以获得发展机会。陈寿年轻时“勤学，师事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却因“非荆襄籍”而长期不得升迁；李密（《陈情表》作者）“以文学显”，却“仕蜀不过郎官”。这种压制让益州知识分子意识到：蜀汉并非“天下士人的乐园”，而是荆襄集团的“私人领地”。他们对蜀汉的认同，逐渐让位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曹魏的“招抚政策”，加速了认同转移。司马昭掌权后，针对益州知识分子推行“招降纳叛”政策：“蜀士来降者，量才录用，不咎既往”。许多益州学者通过“通使、书信”与曹魏士人往来，如谯周与陈群（曹魏司空）有书信交流，讨论“经学大义”；张翼之子张微“私入洛阳，见司马昭，论蜀魏形势”。这些交流让他们意识到，曹魏并非“篡汉逆贼”，而是“能容纳士人的政权”。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甚至有“蜀地学者二十余人，私往洛阳求学”，认同转移已悄然发生。

知识分子的“沉默”或“支持投降”，是认同转移的最终表现。绵竹之战后，成都城内的知识分子大多保持沉默，无人像刘谌那样“哭谏”；当谯周提出降议时，也无学者公开反对。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虽未直接否定蜀汉，却将其与曹魏、东吴并列，承认其“割据”性质，这种书写本身就是认同转移的结果。知识分子的转向，意味着“正统叙事”失去了最后的“吹鼓手”，政权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

四、民间信仰的变迁：从“汉家神社”到“地方崇拜”

文化认同不仅体现在精英阶层的思想中，更体现在民间的信仰与习俗里。蜀汉初期，民间祭祀仍以“汉家神社”（如汉高祖、汉武帝庙）为主，象征对“汉室”的延续认同；到后期，民间信仰逐渐转向“地方崇拜”（如蜀王杜宇、李冰、诸葛亮），这种变迁反映了民众从“认同汉室”到“认同蜀地”的转变，是文化认同消解的最底层表现。

“汉家神社”的衰落，始于祭祀规格的降低。刘备时期，成都、汉中皆设“汉高祖庙”，由官府主持祭祀；诸葛亮时期，因北伐需要，缩减“汉家神社”的祭祀开支，转而祭祀“战神”（如关羽、张飞）；到刘禅时期，“汉家神社”的祭祀几乎停止，“岁时祭礼，皆由民间自发，官府不问”（《华阳国志·礼俗志》）。这种官方支持的撤离，让“汉家神社”失去了象征意义，民间对“汉室”的记忆日益模糊。

“地方神只”的兴起，填补了信仰空白。蜀王杜宇（传说中的“望帝”）、都江堰治水功臣李冰，本是益州本土的历史人物，蜀汉后期被民间尊为“守护神”，祭祀规模远超“汉家神社”。成都平原的百姓“春祭李冰，秋祭杜宇”，祈求“风调雨顺，远离兵灾”，这些祭祀与“汉室”无关，只关乎蜀地的安宁。甚至诸葛亮也被纳入地方崇拜——成都百姓在武侯祠祭祀他，并非因为他“兴复汉室”，而是因为他“治蜀有功”，这种“去政治化”的崇拜，反映了民众对“实用主义”的选择。

“巫鬼信仰”的复兴，削弱了“正统”的精神控制。益州本土的“巫鬼信仰”（如占卜、祭祀鬼神）在刘备、诸葛亮时期曾被压制，到蜀汉后期因“政令松弛”而复兴。民间通过“巫祝”占卜国运，多得到“汉祚已尽，蜀地将易主”的谶语，这些谶语虽荒诞，却反映了民众对蜀汉的失望。《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成都城内“巫者沿街呼‘魏师至，蜀当亡’，百姓竟相信之”，民间信仰已成为动摇政权的力量。

民间信仰的变迁，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蜀汉政权未能将“汉室正统”的认同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最终认同的是“蜀地”而非“汉室”。当曹魏伐蜀时，百姓“不忧汉亡，只忧兵灾”，这种态度背后，是“地方认同”对“正统认同”的完全替代。文化认同的消解，让蜀汉在军事失败后，连最基本的“民心抵抗”都无法组织，灭亡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结语：精神纽带断裂的必然结局

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更是文化认同的崩塌。“汉室正统”的叙事因地理局限与时间流逝而稀释，“荆襄文化”的排他性加剧了与益州本土的隔阂，知识分子的转向抽走了叙事的传播者，民间信仰的变迁则反映了底层认同的转移。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蜀汉的精神纽带彻底断裂，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许多偏安政权都面临类似的困境：东晋的“侨姓文化”与“吴姓文化”冲突，南宋的“中原记忆”与“江南认同”并存，南明的“正统叙事”与“地方利益”脱节。那些能延续更久的政权，往往在文化认同上更具包容性——东晋吸纳江东文化，南宋融合江南习俗，从而构建起新的认同基础；而蜀汉的文化排他性，使其始终未能完成从“外来政权”到“本土政权”的转变。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文化层面看，在于它未能构建起超越地域、阶层的文化认同，反而因“正统叙事”的僵化与“荆襄文化”的排他，加剧了内部的文化分裂。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精神上的凝聚力，当民众不再认同它的“合法性”，即便有天险可守、有军队可用，也终将在历史的浪潮中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