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第35章 曹魏灭蜀的战略博弈与蜀汉的应对（2/2）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邓艾率领三万精兵，从阴平出发，“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在无人之境艰难跋涉。沿途“粮运将匮，频于危殆”，甚至有士兵因失足坠入山崖而死。当军队行至江油关（今四川平武）时，将士们已“衣甲弊坏，形容枯槁”，但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势，让蜀汉守军猝不及防。

江油关的失守，暴露了蜀汉对“非传统路线”的防御盲区。守将马邈虽有数千兵力，却因“从未想过魏军会从此路而来”而毫无防备，在看到邓艾军队出现在关下时，竟“惶恐无计，遂降”。江油关的陷落，使邓艾获得了宝贵的补给点，也打开了通往成都的门户。

接下来的绵竹之战，成了蜀汉最后的抵抗。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迎击，这位“工书画，强识念”却缺乏实战经验的将领，拒绝了黄崇“速据险地，勿令敌得入平地”的建议，执意在平原与邓艾决战。结果蜀军大败，诸葛瞻、诸葛尚父子战死，绵竹失守。消息传到成都，“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蜀汉的抵抗意志彻底崩溃。

四、蜀汉的应对失据：从情报失灵到决策瘫痪

曹魏伐蜀的三个月间，蜀汉的应对堪称“灾难级”。从最初的情报失灵，到临战的指挥混乱，再到最后的决策瘫痪，暴露了这个政权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

情报系统的全面失灵，是蜀汉被动挨打的开端。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就已察觉“钟会治兵关中，有伐蜀之志”，并上书刘禅“宜遣张翼、廖化分护阳安关、阴平桥头”，但宦官黄皓却以“巫鬼之言，谓敌终不自致”为由，压下了这份奏报，刘禅“竟不知”。直到魏军兵临汉中，蜀汉才仓促应战，此时已错失布防的最佳时机。

军事指挥的混乱，加剧了战局的恶化。姜维在沓中被邓艾牵制时，刘禅未能及时任命统一的指挥官，导致前线将领“各自为战”：傅佥守阳安关，马邈守江油，诸葛瞻守绵竹，彼此缺乏协同。更严重的是，朝廷对姜维的猜忌始终未消——诸葛瞻在绵竹战败前，曾与董厥密谋“表后主，召还姜维，以阎宇代之”，这种内斗让蜀军在大敌当前时无法形成合力。

决策层的瘫痪，是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绵竹失守后，成都城内一片混乱，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却陷入“降、战、逃”的无休止争论。主战派刘谌的“背城一战”被斥为“空言”，逃亡派“南奔南中”“东投东吴”的提议被谯周驳斥，最终刘禅采纳投降建议，派张绍向邓艾献上印绶。这种决策的迟缓与妥协，加速了政权的崩塌。

值得玩味的是，姜维在剑阁仍有五万兵力，钟会因“粮道险远，军食乏”已萌生退意。若刘禅能坚守成都，或下令姜维回援，战局未必没有转机。但这位君主却选择了“最省力”的投降，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知蜀汉的统治基础早已瓦解，即便暂时击退魏军，也无法解决内部的矛盾。正如谯周所言：“陛下若降，魏必裂土封陛下，保宗族无虞；若战，恐宗室尽灭。”这种对自身政权的“不自信”，才是最致命的软肋。

结语：博弈背后的实力差距与人心向背

曹魏灭蜀的战争，看似是军事策略的胜利，实则是综合国力与人心向背的较量。司马昭的伐蜀决策，抓住了蜀汉衰弱的历史机遇，也利用了内部矛盾；钟会的“声东击西”与邓艾的“偷渡阴平”，则是对蜀汉防御漏洞的精准打击。

而蜀汉的应对失据，不过是其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权力结构的失衡导致情报失灵，经济的崩溃削弱了抵抗能力，军事战略的失误葬送了防御体系，社会认同的缺失让民众不愿死战。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时，这个政权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场战争的结局，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印证了“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古训——即便有剑阁、阴平的天险，若失去民心与治理能力，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