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7章 余波未平：蜀亡之后的历史回响与人性拷问（2/2）

最让人唏嘘的是那些隐匿民间的文人。前蜀汉太子洗马李密，蜀亡后闭门读书，晋武帝多次征召他入朝，他都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为由推辞，写下那篇千古传诵的《陈情表》。文中“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的自谦，看似在贬低蜀汉，实则藏着难以言说的隐痛——他不愿为新朝效力，却又不能明说“忠汉”，只能用“孝”来对抗“忠”的拷问。

这些遗民的执念，像一粒粒埋在土里的种子，未必会发芽，却始终保持着生命力。他们或许无力改变历史，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记忆：老农守护的是袍泽的忠魂，霍弋守护的是治下的百姓，李密守护的是内心的道义。陈寿在编写《蜀书》时，特意收录了许多这样的小人物故事，他说：“国可亡，史不可灭；人可逝，情不可绝。”

三、史书的评判：在“成败”之外的价值追问

洛阳的秘书监里，陈寿将《三国志·蜀书》的定稿呈给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翻到《后主传》，看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一句时，笑道：“你倒是敢说。”陈寿躬身道：“史书者，当述往事，思来者，不敢曲笔。”

可真正的“直笔”何其难。陈寿在写诸葛亮时，既赞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又忍不住提“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写姜维时，既叹他“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又不得不记“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这种矛盾的笔触，藏着他对“成败”的深刻思考——难道功业未成，就不配被铭记？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对陈寿的“犹豫”颇有微词。他将蜀汉视为“正统”，斥责曹魏“篡汉”，甚至认为“诸葛武侯之北伐，非为私计，乃为汉祚”。这种刻意拔高，其实是另一种偏见——当历史被当作“正统论”的工具，那些真实的挣扎与无奈，反而被遮蔽了。

真正的回响，往往在史书之外。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游武侯祠时，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评判诸葛亮的功过，只抒发了对理想未竟的惋惜；南宋陆游在剑门关题诗“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借蜀地的山川，感慨命运的无常。他们看到的，不是“亡国之臣”的耻辱，而是人性中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青羊宫的铜铃又响了，陈寿将《诸葛氏家传》放进袖中，转身向殿外走去。阳光穿过茂密的柏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蜀汉那短短四十三年的命运——有过辉煌，有过挣扎，最终归于沉寂，却在时光的长河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他忽然想起年少时，在成都太学听谯周讲《春秋》，老先生说：“历史从不是简单的‘成者为王败者寇’，它记着谁曾坚守，谁曾动摇，谁为了活下去放弃了尊严，谁为了尊严放弃了生命。这些选择，才是最该被记住的。”

风再次吹过，铜铃的声响越发清晰，仿佛在应和着这句话。蜀亡了，但那些关于忠诚与背叛、坚守与妥协、理想与现实的故事，还在历史的风里，一遍遍被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