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权力撕裂与资源枯竭：蜀汉灭亡的结构性伏笔（2/2）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战略，本是蜀汉生存的根基。但关羽失荆州（公元219年）后，这一战略已名存实亡。然而，诸葛亮及其继承者却始终未能调整战略方向，陷入“为北伐而北伐”的迷思。

诸葛亮的北伐，名义上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实则更像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表演。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后，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若不北伐，便失去了立国的精神支柱。但这种政治正确却违背了军事现实：汉中到长安的秦岭古道（陈仓道、褒斜道等）地势险峻，大军难以展开，曹魏只需“据险而守”即可疲敌。司马懿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时，曾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正是看透了蜀汉军队的战略困境。

姜维执政后，更是将北伐推向极端。他改变诸葛亮“稳扎稳打”的策略，改用“敛兵聚谷”之法，放弃汉中部分险要，企图诱敌深入后围歼。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姜维“表后主，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将原本的“错守诸围”变为“诱敌深入”，却因胡济失期，导致钟会大军轻松突破阳安关（公元263年）。这种战略冒进，直接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四、继承制度的缺陷：后主昏庸与官僚腐败

刘禅的昏庸，常被视为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蜀汉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继承制度。刘备临终前虽设诸葛亮、李严两位托孤大臣，但李严很快被诸葛亮以“运粮不继”为由罢黜，形成“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这种“强人政治”虽能保证效率，却导致权力交接的脆弱——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虽能维持局面，但两人均非军事奇才，对姜维的北伐多有掣肘；费祎遇刺（公元253年）后，蜀汉更是陷入“宦官专权”与“武将擅政”的内斗。

刘禅对朝政的懈怠，进一步加剧了腐败。景耀年间，黄皓“始专政”，与侍中陈祗勾结，排挤姜维等主战派。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时“宦人黄皓等弄权于内，大将军姜维等外攻不克，国内虚耗”。当邓艾偷渡阴平（公元263年）时，刘禅竟听信黄皓“魏军不会来”的鬼话，未及时调兵遣将。这种“君臣昏乱”的局面，使得蜀汉在生死关头丧失了最后的抵抗能力。

结语：结构性崩塌的必然

蜀汉的灭亡，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权力结构失衡、经济体系崩溃、军事战略迷失与继承制度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诸葛亮坚持北伐以维系“汉室正统”的政治正确，到姜维不顾国力的穷兵黩武；从荆襄集团对益州士族的排斥，到后主时期的腐败内斗，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始终未能解决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的灭亡已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人心向背的必然——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所言：“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 蜀汉的悲剧，或许从它试图以一州之力对抗天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