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士庶之隙：蜀汉社会阶层矛盾与灭亡的深层推手（1/2）

景耀六年冬，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时，城内流传着一句民谣：蜀门闭，蜀官肥；魏兵至，蜀民归。这句简单的民谣，道破了蜀汉灭亡的另一重密码——它不仅是军事失利或政治腐败的结果，更是社会阶层矛盾总爆发的产物。从荆州士族益州士族的权力争夺，到士大夫庶民的利益割裂，再到与南中民族的隔阂，蜀汉社会的层层裂痕，在外部压力下彻底崩裂，最终让这个政权失去了最根本的支撑——民心与共识。

一、荆益之争：外来集团与本土势力的权力博弈

建安十九年，刘备入主成都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荆州集团益州士族的关系。前者是刘备的创业班底，以诸葛亮、关羽、张飞为代表，掌握着军政核心权力；后者是益州本地的豪强势力，以张裔、谯周、李严为代表，控制着地方资源与舆论。这种外来者掌权，本地人边缘化的格局，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刘备时期，通过等手段暂时缓和了矛盾。他娶益州士族吴懿之妹为皇后，任命李严为尚书令，让部分益州人进入权力中层。但核心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荆州集团手中——诸葛亮、法正、关羽分掌军政，益州士族最多担任等地方官，难以触及决策核心。这种表面融合，实质隔离的策略，让益州士族心生不满。

诸葛亮执政后，试图以消解阶层差异，提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强调而非。他重用益州人张裔为长史，提拔杨洪为蜀郡太守，看似打破了地域壁垒。但实际操作中，荆州集团的优势仍不可撼动：北伐的核心将领（魏延、姜维、马岱）多为荆州或外来势力，益州士族极少能参与军事决策；朝廷的关键职位（尚书令、侍中）也多由荆州人担任，益州人始终处于而非的地位。

益州士族的不满在蒋琬、费祎时期逐渐公开化。谯周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肇建之国（魏）的比喻，暗讽蜀汉外来政权的不合理性；杜琼以谯周问谶的方式散布代汉者，当涂高也的预言，动摇蜀汉的正统性。这些言论背后，是益州士族对权力分配不公的无声抗议。

到了后主年间，荆益矛盾彻底激化。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董厥等荆州集团后裔垄断朝政，排挤益州人；黄皓与陈祗勾结，卖官鬻爵，进一步压缩益州士族的上升空间。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几乎一致主张投降——对他们而言，曹魏的统治或许更能保障自身利益，这种改朝换代的选择，本质上是对蜀汉荆州本位权力结构的否定。

二、士庶割裂：特权阶层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对立

蜀汉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金字塔形态：顶端是荆益士族与皇亲国戚，享有免税、免役、荫客等特权；中层是中小地主与知识分子，可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底层是庶民（农民、手工业者、佃户），承担着赋税、徭役、兵役等沉重负担。这种结构在诸葛亮时期尚能维持平衡，到了后主年间，却因士族特权膨胀而彻底失衡，导致士庶割裂。

士族特权的膨胀体现在土地兼并上。诸葛亮时期推行，限制土地集中；而后主年间，诸葛瞻、张绍（张飞之子）等士族大规模兼并土地，仅诸葛瞻在成都附近就有桑田千亩，僮仆数百。庶民失去土地，只能沦为士族的，承受见税什五（缴纳一半收成）的剥削，与士族的坐享其成形成鲜明对比。

赋税徭役的不公加剧了对立。蜀汉的赋税以（人头税）和（绢布）为主，士族可凭减免，庶民却需全额缴纳。后主年间为支持姜维北伐，又新增（提前征收次年赋税）和（财产税），进一步加重庶民负担。当时蜀地流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民谣，形容徭役之重，而士族子弟却可通过纳粟拜爵逃避兵役。

司法不公让庶民彻底失望。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士族与庶民在法律面前相对平等；而后主时期，刑不上大夫成了常态——士族犯罪可通过豁免，庶民却动辄。蜀郡太守董厥之子强占民女，仅罚俸三月了事；而成都平民因私藏铁器（被视为），竟被连坐三族。这种双重标准，让庶民对蜀汉政权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当邓艾入蜀时，庶民的反应耐人寻味——他们既不抵抗，也不逃亡，反而持牛酒迎魏军。对庶民而言，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轻徭薄赋，安享太平。蜀汉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是庶民对士庶割裂社会的无声反抗——他们用不合作的态度，否定了这个让他们不堪重负的政权。

三、民族隔阂：南中治理的表面化与潜在危机

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采取政策：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种政策暂时稳定了南中，却未能真正消除与南中民族（彝族、傣族等）的隔阂，只是将矛盾掩盖起来，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

南中民族的政治地位始终低下。诸葛亮虽以夷制夷，任命孟获等人为官，但南中最高长官（庲降都督）始终由汉族担任，南中民族的首领最多担任，难以参与核心决策。他们的需以为前提，南中每年向成都缴纳的金、银、漆等贡品，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剥削，让南中民族心生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