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尘埃落定：蜀汉灭亡后的权力重构与历史定格（1/2）

咸熙元年春，洛阳城内的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刘禅带着蜀汉旧臣抵达洛阳，司马昭亲自出城迎接，一场精心编排的“受降礼”正在上演。刘禅面无表情地献上印绶，身后的谯周低头哈腰，而姜维的旧部则攥紧了拳头。这一幕，标志着蜀汉作为政权的彻底终结，却也拉开了“后蜀汉时代”权力重构的序幕。从曹魏对蜀地的治理，到蜀汉旧臣的命运沉浮，再到这段历史在记忆中的定格，每个细节都藏着王朝更迭的残酷与必然。

一、曹魏治蜀：怀柔与压制的双重手腕

邓艾入成都后，曾一度推行“宽松政策”：赦免刘禅君臣，保留蜀地官吏的职位，甚至允许诸葛瞻的儿子诸葛京继续祭祀诸葛亮。这种怀柔姿态，本意是安抚蜀地人心，却因邓艾“擅自封官”触怒了司马昭，最终落得“被收押赐死”的结局。接替他的钟会，则试图利用蜀地旧部谋反，事败后引发成都大乱，魏军在平叛中屠戮数千人，让刚安定的蜀地再次陷入恐慌。

司马昭吸取了邓艾、钟会的教训，采取“怀柔为主，压制为辅”的治蜀策略。他封刘禅为“安乐公”，给予丰厚的俸禄，让其在洛阳“安享晚年”；对蜀汉旧臣，凡愿归顺者皆授予官职——郤正当了西晋的巴西太守，樊建官至给事中，甚至谯周也被封为“阳城亭侯”。这种“官复原职”的做法，消解了蜀地士族的抵触情绪。

同时，曹魏也没放松对蜀地的控制。他们将蜀汉的宗室、重臣及其家眷全部迁往洛阳，名为“优待”，实为软禁；在蜀地设立“梁州”，将汉中从益州划出，削弱蜀地的地缘完整性；派“宿将”镇守成都，军队布防侧重“监视而非治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既避免了大规模反抗，又确保了对蜀地的绝对掌控。

最关键的是经济层面的重构。曹魏废除了蜀汉的“直百五铢”，强制推行曹魏五铢钱，以稳定物价；清查蜀地土地，将诸葛亮时期的“军屯”收归国有，分配给曹魏迁移来的“屯田客”；限制蜀锦生产，将织工编入“官营作坊”，垄断了这一曾经支撑蜀汉经济的产业。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瓦解了蜀地的经济独立性，使其彻底依附于曹魏体系。

曹魏治蜀的手腕，本质是“以时间换空间”——用怀柔争取士绅支持，用压制消除反抗根基，用经济重构斩断蜀地与蜀汉的联系。到西晋建立时，蜀地已基本“曹魏化”，除了偶尔爆发的小规模叛乱，多数人渐渐接受了新政权的统治。

二、旧臣命运：归顺、反抗与沉沦的众生相

蜀汉灭亡后，旧臣的命运大致可分为三类：主动归顺者、隐忍反抗者、彻底沉沦者，每一类都折射出乱世中个体的无奈与选择。

谯周是“主动归顺”的代表。他因“劝降有功”被司马昭视为“识时务的俊杰”，不仅封侯，还被邀请参与编纂《魏书》。晚年的谯周在洛阳着书立说，极力淡化自己“卖主求荣”的污点，却始终难逃蜀地百姓的唾骂——成都民间流传着“谯周卖蜀，天打雷劈”的民谣，连他的学生陈寿在《三国志》中提及他时，也只用“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这样模糊的评价，避谈其劝降之功。

姜维的“隐忍反抗”则充满悲壮色彩。他假意归顺钟会，暗中联络旧部，计划“借钟会之手诛杀邓艾，再复国拥立刘禅”。这场密谋一度接近成功——钟会囚禁了魏军将领，姜维率旧部控制了成都的军械库。可就在起事前夕，消息泄露，魏军哗变，姜维与钟会一同被杀，临死前他望着成都的方向怒吼：“先帝之志，终成泡影！”他的反抗虽未成功，却让“蜀汉”二字在蜀地百姓心中多了一丝血性的记忆。

更多的旧臣选择了“沉沦”。郤正虽在西晋为官，却“终日饮酒，不问政事”，他在《怀旧赋》中写道：“望蜀道而长叹，忆锦城之旧居”，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国的怀念；诸葛京作为诸葛亮的曾孙，虽被司马昭任命为郿县县令，却“为政宽和，不求政绩”，终生未再涉足军事，仿佛要用这种方式与“北伐”的家族记忆切割；而那些曾在南中任职的官吏，大多选择归隐，如霍弋的部下王崇，隐居永昌郡着书，将蜀汉的故事写进《蜀书》，却因“语多怨愤”未能流传。

最令人唏嘘的是刘禅的“安乐”。司马昭曾设宴试探他：“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留下千古笑柄。可细究史料，会发现他的“安乐”更像一种生存策略——在洛阳的六年里，他从不参与政事，甚至主动将女儿嫁给司马昭的儿子，用彻底的“无害”换来了家族的平安。这种“苟活”，或许是他作为亡国之君唯一的选择。

三、记忆重构：历史书写中的蜀汉形象

陈寿编撰《三国志》时，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定位蜀汉？作为蜀人，他对故国怀有感情；作为西晋官员，他又必须尊曹魏为正统。这种矛盾，让《蜀书》成了一部“克制的记忆录”——既如实记载了刘备的“弘毅宽厚”、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也客观记录了刘禅的“昏庸”、黄皓的“乱政”，却在关键处用“春秋笔法”暗藏褒贬。

比如写诸葛亮北伐，陈寿既记“粮尽退军”的失利，也写“斩王双、破张合”的战功；写姜维，既批评其“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也肯定其“心存汉室，志继诸葛”。这种“不隐恶，不溢美”的态度，让《蜀书》成为研究蜀汉最可靠的史料，却也为后世的“记忆重构”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