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决策之误：危局中的致命抉择与战略短视（2/2）

临阵换将的负面影响立竿见影。阎宇为了“立功表忠心”，竟从永安调走五千精兵，声称“要去沓中接替姜维”，导致永安防线空虚；而沓中的蜀军将士因“主将将被替换”而军心大乱，训练懈怠，防务松弛。钟会正是抓住这个机会，派邓艾率军牵制姜维，自己则亲率主力攻汉中——蜀军的混乱，让魏军的进攻比预想中顺利十倍。

更荒唐的是换奖过程的拖沓。刘禅既想撤换姜维，又怕他“拥兵叛乱”，迟迟不敢下旨，导致“换将”成了悬在蜀军头顶的利剑。姜维在沓中“战不敢战，退不敢退”，生怕被安上“抗命”的罪名；阎宇在永安“进不敢进，等不敢等”，只能每天向黄皓送密信催问。这种内耗，让蜀军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反而成了一盘散沙。

直到钟会突破阳平关，刘禅才慌忙打消换将的念头，下诏让姜维“即刻回援”。可此时的姜维，已被邓艾牵制在沓中，突围时损兵折将，等他率军赶到阴平，邓艾早已开始偷渡——临阵换将的闹剧，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战机，更彻底摧毁了蜀军的士气。

四、拒纳良策：刘禅对“南迁南中”与“东投东吴”的否决

景耀六年冬，邓艾兵临成都城下，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上出现了三种声音：谯周主张“降魏”，北地王刘谌请求“背城一战”，还有大臣提出“南迁南中”或“东投东吴”。这两个看似无奈的选项，其实是蜀汉最后的生机，却被刘禅轻易否决。

“南迁南中”并非没有可行性。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永昌、建宁等郡作为依托，若能及时南迁，尚可凭借群山阻挡魏军，徐图再举。南中都督霍弋得知成都危急，已上书请求“陛下南迁，臣愿率南中将士誓死护卫”，并准备好了粮草和退路。

可刘禅却被谯周的“降魏保身”论说动。谯周说：“南中蛮夷反复无常，若去投奔，必遭其害；曹魏势大，降之可保富贵。”他故意忽略了霍弋的忠诚，也不提南中足以自保的地理优势，只一味渲染“南迁必亡”的恐惧。刘禅本就胆小怕事，听了这番话，当即否决了南迁之议。

“东投东吴”同样有操作空间。蜀汉与东吴是盟友，且有长江天险可守，若刘禅率残部东逃，东吴大概率会接纳——毕竟“唇亡齿寒”，东吴不会坐视蜀汉灭亡。当时的巴东太守罗宪已做好准备，只要刘禅下令，他可率军护送其沿长江东下，“十日可达荆州”。

但这个选项也被谯周驳斥：“自古无不亡之国，降魏之后，魏若伐吴，吴必亡，届时陛下仍为魏臣；若先降吴，再降魏，便是二姓之臣，耻辱加倍。”这番看似“有理”的话，实则是断绝蜀汉的所有退路。刘禅竟觉得“颇有道理”，连与东吴联络的尝试都没做，就彻底放弃了东投的可能。

最可悲的是北地王刘谌的“背城一战”。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粮草可支三月，若能死守待援，霍弋的南中兵、罗宪的巴东兵或许能赶来解围。可刘禅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他对刘谌说：“战则百姓遭殃，降则可保平安。”这句话看似“爱民”，实则是懦弱的借口——他怕的不是百姓遭殃，而是自己失去现有的一切。

当刘禅在降书上签字时，他亲手掐灭了蜀汉最后的火苗。那些本可以尝试的退路、本可以坚守的抵抗，都在他的短视与怯懦中化为泡影。决策之误，到了这个地步，已不是“失误”，而是对整个王朝的背叛。

五、决策链条的崩塌：从“群策群力”到“一言丧邦”

蜀汉的决策体系，曾有过“群策群力”的黄金时代。刘备时期，有诸葛亮、法正“运筹帷幄”；诸葛亮时期，有蒋琬、费祎“拾遗补阙”；即便是蒋琬、费祎执政，也能“召集百官议事，择善而从”。可到了后主年间，这个体系彻底崩塌，成了“黄皓弄权、刘禅拍板”的一言堂，而谯周之流的“投降论”，不过是迎合了最高决策者的私心。

决策之误的根源，在于“责任缺失”。刘禅不想承担“北伐失利”的责任，所以漠视预警；姜维想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所以冒险改弦更张；黄皓想保住“专权地位”，所以临阵换将；谯周想为益州士族谋出路，所以力主投降。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算计，却没人在乎“蜀汉”这两个字的分量。

成都城破那天，姜维在沓中收到了刘禅的降诏。这位七十岁的老将，手握仍可一战的数万精兵，却只能对着降诏痛哭。他或许想起了诸葛亮临终前的嘱托，想起了自己“兴复汉室”的誓言，可终究没能敌过朝堂上的一次次致命决策。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仍忍不住设想：若刘禅重视预警，若姜维不废“实兵诸围”，若没有临阵换将的闹剧，若刘禅选择南迁或一战……蜀汉的结局会不会不同？可现实是，这些“若”都被一个个错误的决策击碎。

决策的链条，从顶端的帝王到末端的臣子，只要有一环守住责任，或许就能改写命运。可蜀汉的悲哀在于，从刘禅到黄皓，从姜维到谯周，几乎每一环都断了。当一个王朝的决策者们都在为私利算计，它的灭亡，便成了无法逆转的必然。

寒风卷着降诏的纸角，在沓中军营里瑟瑟作响。姜维缓缓拔出剑，却不是为了冲锋，而是对着南方的成都方向，深深一揖。他知道，蜀汉不是亡于魏军的刀枪，而是亡于那些本可以避免的、致命的决策。而这些决策背后的私心与短视，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