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第209章 关隘崩摧（2/2）

阴平古道的险峻，本应是蜀汉的天然屏障。据《水经注·漾水》记载，阴平道“山高谷深，猿猱难越”，自诸葛亮时期便设有“七屯”守军，负责巡逻警戒。然而，邓艾大军在阴平道行军二十余日，竟未遭遇任何蜀军的侦察兵，这并非偶然，而是蜀汉边防与中枢信息传递系统彻底失灵的体现。

蜀汉的军事情报系统，本由丞相府直接掌控。诸葛亮时期，在汉中设立“记室”，专门负责收集魏军动向，通过“驿马传书”，一日之内便可将前线消息送达成都。但到了刘禅时期，黄皓为蒙蔽后主，竟“拦截驿报，虚报军情”。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在沓中发现钟会在关中练兵，急遣部将赵广赴成都报信，却被黄皓扣下，刘禅直到次年八月魏军兵临汉中，才得知战事爆发，此时早已错失布防良机。

信息滞后直接导致调度失灵。当钟会大军突破骆谷时，刘禅急召群臣商议对策，竟无人知晓阳安关的守军数量；当邓艾偷渡阴平时，成都方面仍认为“阴平道险，魏军无法通过”，未派一兵一卒增援。更荒唐的是，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竟因“不知敌军虚实”而犹豫不决，错失抢占绵竹险要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这种“中枢不知边防，边防难达中枢”的脱节，让蜀汉的关隘防御如同失去大脑的肢体，只能被动挨打。

四、边防背后的民心向背：守军的挣扎与无奈

阳安关陷落前，守将傅佥曾对部下说：“吾世受汉恩，今日当以死报国。”最终，他率亲卫死战，力竭被杀；而副将蒋舒却认为“蜀祚已尽，何必陪葬”，选择了投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折射出蜀汉边防将士内心的撕裂——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在常年的困顿与失望中，失去了“死战到底”的信念。

蜀军士兵多来自益州本土，其中不少是“世兵制”下的军户，祖孙三代皆为士兵。到了蜀汉后期，军户的生活愈发艰难：土地被官吏兼并，家人被征调服劳役，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还要在前线浴血奋战。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当时益州流传着“魏兵至，蜀民安”的民谣，反映出百姓对蜀汉政权的失望。这种情绪也蔓延到军中，许多士兵“不愿为蜀汉卖命”，甚至在战场上“闻风而降”。江油守将马邈的投降，并非个例——在钟会进攻汉中的过程中，“蜀军降者日以千计”，这正是民心离散的直接体现。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益州本土士族对边防的漠视。自刘备入蜀以来，益州士族便对蜀汉政权心存抵触，认为其“外来政权，榨取蜀地”。当曹魏大军南下时，许多士族不仅不愿“起兵勤王”，反而暗中与魏军联络，为其提供粮草与向导。邓艾偷渡阴平时，正是得到了当地士族的指引，才得以找到“七屯”守军的盲区；钟会能顺利突破阳安关，也与益州士族“暗中配合”密不可分。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本土精英的支持，其边防的崩塌，不过是时间问题。

结语

绵竹之战的硝烟散尽后，诸葛瞻的首级被传至洛阳，而成都城内的刘禅，正准备着降书。那些曾经守护蜀汉的关隘——阳安关、阴平桥、江油城、绵竹关，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曹魏大军的攻势下接连崩塌。但究其根本，这些关隘的失守，并非因为不够坚固，而是因为支撑它们的根基早已腐朽：当庙堂之上的决策者们沉迷于权欲，当军备废弛到士兵无力作战，当信息传递沦为虚设，当守城将士失去了战斗的信念，再险要的关隘，也终将成为历史的尘埃。

后世诗人李白曾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他或许不曾想到，真正摧毁蜀汉边防的，从来不是险峻的蜀道，而是人心的离散与制度的崩坏。从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苦心经营，到姜维“九伐中原，志继武侯”的孤勇，再到傅佥“力战而死”的悲壮，蜀汉的边防史，恰似一部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挽歌。

下一章，我们将把目光投向蜀汉的经济与民生，看看这片曾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土地，在常年的征战与腐败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凋敝，而这，或许才是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