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末路狂奔：姜维北伐的偏执与军事资源的终极耗竭（1/2）

一、“继承遗志”的旗帜：姜维北伐的动机与初期逻辑

延熙元年（238年），姜维随蒋琬驻军汉中，首次独立领兵“偏军西入羌中”，斩获而还。这位来自天水的降将，从此接过了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旗帜，在其后二十五年间，以近乎偏执的频率发起十一次北伐，成为蜀汉后期军事行动的绝对主导者。姜维的北伐，表面看是对诸葛亮“兴复汉室”遗志的继承，实则暗含着复杂的个人诉求与时代困境。

从个人层面看，姜维的北伐带有强烈的“证明自身”色彩。作为曹魏降将，他在蜀汉始终处于“边缘核心”的尴尬位置：诸葛亮虽赞其“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破格提拔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但蒋琬、费祎等核心重臣对其始终保持警惕；蜀汉本土士族更视其为“外来异类”，屡屡质疑其军事决策。这种身份焦虑，使得姜维必须通过北伐的军功证明自身价值，巩固在政权中的地位。《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载其“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既可见其战略构想，亦隐含着通过“拓土立功”打破信任壁垒的迫切。

从时代背景看，姜维北伐初期确有一定现实合理性。延熙年间（238-257年），曹魏内部经历了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249年高平陵之变）、王凌淮南兵变（251年）、毋丘俭文钦之乱（255年）等一系列动荡，军事部署重心偏向东线，西线防御相对空虚。姜维抓住这一窗口期，多次出兵陇西，试图“断陇右以威胁关中”，延熙十七年（254年）甚至一度攻占狄道，“收其民入绵竹”，取得了蜀汉后期少有的军事胜利。

此时的北伐，尚未完全脱离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框架。姜维延续了诸葛亮“联络羌胡、袭扰陇右”的战术，试图通过小规模军事行动牵制曹魏，延缓其国力增长速度。费祎生前虽“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但也未完全否定北伐的必要性，这种有限度的支持，使得姜维的早期军事行动仍在可控范围内。

二、“穷兵黩武”的转向：北伐频率与规模的失控扩张

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亡，成为姜维北伐的转折点。失去制衡的姜维，迅速将北伐从“袭扰牵制”升级为“大规模决战”，军事行动的频率与规模均突破了蜀汉国力的承载极限。

从频率看，费祎死后的十年间（253-263年），姜维平均每年发起一次北伐，远超诸葛亮时期“三年一伐”的节奏。延熙十六年（253年）夏，他刚主持完费祎葬礼，便“率数万人围南安”；次年（254年）复出陇西，拔狄道；延熙十八年（255年）大破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延熙十九年（256年）与邓艾战于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景耀元年（258年）“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后，仍于景耀五年（262年）“复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这种密集的军事行动，使得蜀汉军民“无岁不征”，疲于奔命。

从规模看，姜维北伐的兵力从初期的“万人”飙升至“数万人”，甚至一度动员蜀汉半数以上的机动兵力。延熙十八年（255年）洮西之战，姜维“将数万人至枹罕”，几乎动用了汉中、武都的全部驻军；段谷之战（256年）更是“悉发关中兵及羌胡之众”，试图与邓艾进行战略决战。如此规模的兵力投入，对人口仅九十四万的蜀汉而言，意味着“十室九空”的人力损耗——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而仅段谷一役便“死者甚众”，军事人才与兵员的损耗已不可逆。

更致命的是，姜维的北伐逐渐偏离了“以攻为守”的初衷，陷入“为战而战”的偏执。洮西之战虽大破王经，但姜维拒绝了“乘胜还屯”的建议，执意“进围狄道”，最终因曹魏援军至而被迫撤退，徒劳消耗兵力；段谷之战前，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会师却“失期不至”，姜维仍孤军深入，导致“士女莫不野哭”的惨败。这种不顾现实条件的军事冒险，使得北伐从“战略手段”异化为“战略目的”，加速了蜀汉军事资源的枯竭。

三、“敛兵聚谷”的陷阱：防御体系重构与致命漏洞

景耀元年（258年），姜维在经历段谷惨败后，对蜀汉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彻底重构，推出“敛兵聚谷”战略。这一策略的核心是：放弃汉中外围的阳安关、祁山等险要据点，将兵力集中于汉城（今陕西勉县）、乐城（今陕西城固），引诱魏军深入后“坚壁清野”，再以机动兵力“围歼”敌军。姜维对此颇为自负，认为“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扞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

然而，这一战略看似精妙，实则存在致命缺陷，完全忽视了蜀汉的兵力劣势与地理特点。汉中作为蜀汉的“国门”，其防御的核心在于“拒敌于外”，而非“诱敌深入”。自刘邦“王汉中”以来，历代均依托秦岭山脉的险峻地形，在陈仓道、褒斜道等入口设置关隘，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体系。诸葛亮北伐时虽以汉中为基地，仍“分兵守陈仓、祁山”，确保后方安全；蒋琬、费祎时期更是“增戍阳安关”，强化外围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