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连锁崩塌：曹魏伐蜀与蜀汉防御体系的总溃败（2/2）

绵竹之战是蜀汉政权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诸葛瞻率领的“禁军”与邓艾的疲惫之师展开激战，最终以蜀军惨败告终。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溃败，更是蜀汉士民信念的彻底崩塌，标志着“抵抗”已失去意义。

诸葛瞻的军事指挥失误，是绵竹之战失败的直接原因。作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名重一时”，却缺乏实战经验，面对邓艾的突袭，他犯了两个致命错误：其一，拒绝采纳黄崇“迅速抢占险要，阻止邓艾进入平原”的建议，执意“列阵于绵竹城外，欲与敌决战”，使蜀军失去了地形优势；其二，在初战小胜后轻敌冒进，被邓艾“以奇兵袭其后”，导致全军崩溃。《三国志·诸葛瞻传》记载，诸葛瞻在兵败前长叹：“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这番遗言，道破了他自身能力的不足与蜀汉积弊的深重。

绵竹之战的惨败，摧毁了蜀汉最后的抵抗意志。此战中，蜀汉的“禁军”精锐损失殆尽，诸葛瞻、诸葛尚父子，以及黄崇、张遵等重臣战死，这使得成都城内“人心惶惶，无复斗志”。据《华阳国志》记载，绵竹败讯传到成都后，“百姓奔逃，官吏藏匿，朝堂之上，哭声一片”，连最坚定的主战派也开始动摇。北地王刘谌虽“力劝后主死战”，却无人响应，这种“集体绝望”的情绪，比军事失利更具破坏性。

邓艾在绵竹之战中展现的“攻心战术”，也加速了蜀汉的崩溃。他在阵前喊话：“降者免死，仍可保全家族！”这对早已厌倦战争的蜀军士兵极具诱惑力，许多士兵“闻令即放下武器”。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恰恰印证了蜀汉士民对政权的失望——当士兵不愿为政权卖命，当民众不愿为“汉室”牺牲，抵抗便成了徒劳。

四、成都投降：多重因素下的必然选择

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仍有“兵甲万余，粮草尚可支月余”，且姜维的主力仍在剑阁与钟会对峙，理论上仍有抵抗或逃亡的可能。但刘禅最终选择投降，这一决策是制度、民生、财政、中枢、信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必然”而非“偶然”。

首先，成都城内的“无兵可用”与“民心涣散”使其难以坚守。蜀汉的精锐要么战死绵竹，要么被姜维带走，成都城内的守军多为“老弱残兵”，且“士气低落，逃亡不断”。更重要的是，民众对“死守”强烈反对，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时成都城内“百姓相聚呼号，愿早降以避兵祸”，这种“民心厌战”的局面，让刘禅意识到“死守只会引发内乱”。

其次，“逃亡南中”与“投奔东吴”的选项被现实否决。南中地区虽“地势险要”，但长期动荡，夷族“素不服汉”，若逃至南中，很可能“受制于夷帅”；而投奔东吴，则需“长途跋涉，且吴弱魏强，终将为魏所灭”，并非长久之计。谯周在《降议》中指出：“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降魏可保蜀地安宁，若奔吴，终将再降，徒增屈辱。”这种“务实”的分析，击中了刘禅的软肋。

最后，蜀汉统治集团的“自保心态”主导了投降决策。无论是荆州派后裔还是益州士族，都将“保全自身利益”置于首位。诸葛瞻已死，荆州派失去核心，其残余势力“恐魏灭蜀后遭清算”，倾向于投降以保全家族；益州士族则早已“心向曹魏”，谯周的“降议”正是其利益的体现。在这种“集体自保”的心态下，刘禅的投降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刘禅的投降仪式简单而屈辱：“舆榇自缚，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出降。”当他在邓艾面前献上玉玺时，蜀汉这个存在了四十三年的政权，正式宣告灭亡。这一结局，看似由刘禅的“昏庸”决定，实则是蜀汉从立国之初就埋下的隐患，在长期积弊中不断恶化，最终在曹魏的军事压力下总爆发的结果。

蜀汉的灭亡，是一个“系统性崩溃”的典型案例。制度的僵化使其失去活力，本土势力的疏离使其根基不稳，民生的凋敝使其失去民心，财政的枯竭使其难以为继，中枢的失序使其决策失灵，信念的崩塌使其失去精神支撑。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即便没有曹魏的伐蜀，其衰落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一个政权的存续，需要制度、民生、财政、中枢、信念的协同支撑，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