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信念崩塌：“兴复汉室”旗帜的褪色与正统性危机（2/2）

蜀汉的士人群体，曾是“兴复汉室”理想的坚定支持者，诸葛亮、蒋琬、费祎等核心大臣皆以“殉道者”自居，愿为理想付出一切。但到了后期，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逐渐从“殉道”转向“务实”，这种转变直接瓦解了蜀汉的精神防线。

早期蜀汉士人的“殉道精神”，在诸葛亮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后出师表》中“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表述，展现了不计成败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精神感染了大批士人，如张嶷“随姜维北伐，战死沙场，临终仍叹‘恨不能复见汉土’”；傅佥“守阳安关，力战而死，不为降虏”，他们的牺牲是对“汉室”信念的坚守。

但随着时间推移，士人群体的“务实”倾向日益明显。这首先源于对个人命运的考量——频繁的战争与政治的动荡，让士人意识到“殉道”的风险远超回报。益州士族李密在《陈情表》中自述“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其拒绝出仕蜀汉的理由虽是“供养祖母”，实则暗含对蜀汉政权稳定性的怀疑。更多士人选择“明哲保身”，如杜琼“闭门不出，不议朝政”，董允之子董宏“周旋于黄皓与诸葛瞻之间，以求自保”，这种“务实”本质上是对理想的放弃。

对“家族利益”的重视，也促使士人转向“务实”。蜀汉后期，无论是荆州派还是益州派，士人的首要目标都是“保全宗族”而非“兴复汉室”。诸葛瞻作为诸葛亮之子，其反对姜维北伐的重要原因是“恐北伐失利危及诸葛氏地位”；谯周力主降魏，则是为了“保全益州士族的田宅与爵位”。当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理想之上，士人群体便失去了凝聚力，甚至会为了私利而牺牲政权利益——邓艾兵临成都时，益州士族“多遣子弟私见艾，献城邑图籍”，正是这种“务实”的极端表现。

士人群体的价值转向，在思想领域体现为“谶纬之学”的盛行与“正统论”的消解。黄皓等人为迎合后主，编造“祥瑞”之说，称“成都有黄龙现，当为中兴之兆”；而谯周则借“天文历法”论证“魏当代汉”，其《仇国论》中“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大小不敌，强弱有殊”的论述，实则是在否定蜀汉与曹魏对抗的合理性。当士人不再相信“兴复汉室”的正义性，这个政权的精神根基便彻底崩塌了。

四、民众认同的丧失：从“思汉”到“厌汉”的心理逆转

普通民众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是“兴复汉室”旗帜能否立足的最终土壤。蜀汉初期，民众因“苦曹操暴虐”而“思汉心切”，对刘备集团抱有“仁政”的期待；但到了后期，持续的战争与沉重的赋役，让民众的心理从“思汉”逆转为“厌汉”，这种转变成为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精神稻草。

刘备入蜀时，曾以“除残去秽”为号召，益州民众“以为复见汉官威仪”，对其抱有极高期待。诸葛亮治蜀时虽“刑法峻急”，但“赏罚分明”，且能“以身作则”，民众虽有负担，却仍相信“丞相所为，皆为汉室中兴”。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南中叛乱，民众“多助蜀军，为向导”，正是这种认同的体现。

但姜维时期的频繁战争，彻底摧毁了民众的信任。“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全民动员，让普通家庭“父子相离，夫妇失散”；“十税一”的田租与“岁缴锦绮”的苛政，使得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景耀年间，益州流传着“宁为魏民，不做蜀虏”的民谣，这直白地反映了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排斥——他们不在乎“汉室正统”，只在乎能否活下去。

民众的“厌汉”心理，在曹魏伐蜀时转化为对敌军的“欢迎”。邓艾偷渡阴平后，沿途“百姓持牛酒迎魏军”，甚至“为向导，指蜀军布防”；钟会大军进入汉中时，“民皆避入山谷，不与蜀军合作”。这种看似“背叛”的行为，实则是民众对蜀汉统治的无声反抗——当一个政权不能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其“正统性”与“理想”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蜀汉的灭亡，从精神层面看，是“兴复汉室”信念崩塌的结果。当“正统性”叙事失去说服力，“中兴”理想沦为空谈，士民从“殉道”转向“务实”，民众从“思汉”变为“厌汉”，这个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依据。正如谯周在劝降时所言：“民有菜色，士无斗志，纵有坚城，何以为守？”精神的崩塌，比城池的失守更致命——它让抵抗失去意义，让投降成为必然。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任何政权的存续，都离不开精神信念的支撑；当理想被现实消磨，当信念让位于利益，其覆灭便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