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中枢失序：权力博弈与决策失灵的致命毒瘤（2/2）

三、派系倾轧：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终极博弈

蜀汉的权力结构从立国之初就存在“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潜在张力，这种张力在后期演变为公开的派系倾轧，使得朝堂陷入“内斗优先于国事”的恶性循环，严重消耗了政权的凝聚力。

荆州集团作为蜀汉的“统治核心”，始终占据权力主导地位，但其后期的衰落与内部分裂加剧了危机。以诸葛瞻、董厥为代表的“荆州派”后裔，虽继承了父辈的职位，却缺乏相应的才干与威望。诸葛瞻“工书画，善言辞”，却“不熟军事，刚愎自用”，他反对姜维北伐并非出于战略考量，而是“忌其功高”；董厥“为人谨厚，却无决断”，在曹魏伐蜀时“终日与诸葛瞻争论，莫衷一是”。这种“能力不配位”的状况，使得荆州集团失去了对政权的有效掌控，却仍固执地维护既得利益，排斥益州人士。

益州集团则从“隐忍”走向“主动抗争”，其代表人物谯周的“降魏论”正是这种抗争的极端表现。益州士族长期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本就薄弱，而黄皓专权与荆州派的压制，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延熙年间，益州学者杜琼曾借“谯周问谶语”之机，暗讽“刘氏祚尽”；景耀年间，谯周作《仇国论》，更是公开质疑蜀汉的统治合法性。当曹魏伐蜀时，益州集团的“降魏”主张并非单纯的“卖国”，而是试图通过政权更迭打破荆州集团的垄断，恢复本土士族的利益。这种派系立场超越国家利益的选择，使得蜀汉在危局中失去了内部整合的可能。

派系斗争的直接后果是决策的低效与错位。面对曹魏的军事威胁，荆州集团主张“坚决抵抗，退保南中”，益州集团则力主“投降曹魏，保全益州”，两派在朝堂上争执不休，却无人提出切实可行的防御方案。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因“忌恨益州将领”，拒绝采纳巴西人黄崇“速占险要”的建议，终致绵竹大败；刘禅在投降前，仍因“荆州旧臣反对”而犹豫，直到谯周以“若不降，必遭屠戮”相逼才下定决心。这种被派系利益绑架的决策过程，使得蜀汉一次次错失了挽救危局的机会。

四、决策失灵的致命后果：军事防御体系的全面崩塌

中枢权力的混乱与派系的倾轧，最终体现在军事决策的全面失灵上，这直接导致了蜀汉防御体系的崩溃。从对曹魏伐蜀的预判不足，到战时指挥的混乱无序，蜀汉的每一步应对都暴露了决策中枢的致命缺陷。

对曹魏军事行动的误判，源于信息闭塞与盲目乐观。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已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伐蜀计划，而蜀汉朝廷却因黄皓“隐匿军情”，对危机一无所知。姜维在沓中察觉魏军动向，上书“请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阴平桥”，这一合理建议却被黄皓与刘禅斥为“小题大做”，竟“诏报曰：‘魏军来者，边将足以御之，何必惊扰朝廷？’”直到钟会大军突破骆谷，刘禅才仓促下令“遣廖化赴沓中，张翼、董厥赴阳安关”，但此时战机已失，援军未至而阳安关已破。

战时指挥的混乱更是加速了溃败。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既未与姜维的主力部队取得联系，也未协调成都的防御力量，仅凭“血气之勇”孤军深入，最终兵败身死。而刘禅在诸葛瞻战死、邓艾兵临城下后，仍在“降魏”与“逃亡”之间摇摆：他先听从儿子北地王刘谌“背城一战”的建议，旋即又被谯周“降魏保民”的言辞说服，甚至一度计划“逃往南中”，却因“恐南中夷族叛乱”而放弃。这种朝令夕改、毫无章法的决策，使得蜀汉的残余力量无法形成有效抵抗。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刘禅最终决定投降时，姜维的主力部队仍在剑阁与钟会对峙，“兵尚有数万，粮草尚可支付余”。若中枢能及时协调姜维回援，或坚守成都待变，局势未必不可收拾。但权力中枢的失序与决策的失灵，使得这支最后的有生力量成了“无主之师”，最终在姜维“复国计划”失败后瓦解。

蜀汉的灭亡，从权力中枢的角度看，是决策失灵与派系内斗共同作用的结果。后主的昏聩、宦官的专权、派系的倾轧，使得这个政权在危机面前失去了统一的意志与高效的应对能力，最终在内耗中耗尽了所有抵抗的可能。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始于核心权力的失序——当决策者沉溺享乐、当权力被私利绑架、当派系斗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即便是再坚固的防线，也会从内部被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