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暗流涌动：益州本土势力的疏离与政权根基的瓦解（2/2）

蜀汉后期，随着北伐的频繁进行，朝廷对益州的经济掠夺日益加剧，这成为激化本土势力与外来集团矛盾的导火索。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灭亡时，国库中“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而同期益州百姓却“面有菜色，家无余粮”。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源于朝廷长期推行的“重军轻民”政策——为支撑姜维的九次北伐，益州的赋税不断加重，甚至出现“男子十五以上皆从征，女子十三以上皆输织”的极端情况。

益州士族作为地方经济的主导者，自然成为这种掠夺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犍为士族陈寿在《三国志》中隐晦地记载：“蜀土富实，自先主以来，赋役滋繁，士民多有怨叹。”这里的“士民”，实则主要指益州士族。他们的田产被大量征用以充军粮，商业活动被严格管控以垄断利益（如诸葛亮设立“锦官”专营蜀锦），经济利益的持续受损，使得他们对蜀汉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在政治层面，益州士族的排挤更是到了赤裸裸的地步。景耀年间，朝中重要职位几乎全被荆州集团后裔占据：诸葛瞻任卫将军，董厥任尚书令，樊建任侍中，而益州士族中最具才华的谯周，仅担任中散大夫这一闲职。更甚者，当益州士族提出“休养生息、暂缓北伐”的建议时，往往被斥为“动摇军心”。例如，巴郡士族张揖因上书反对姜维北伐，竟被流放至越巂郡。这种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益州士族逐渐失去了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转而开始寻求新的政治依托。

这种利益冲突的激化，在曹魏伐蜀前夕达到了。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当钟会大军兵临汉中时，蜀汉朝廷争论的焦点并非如何抵抗，而是“是否应向东吴求援”还是“是否应退守南中”。值得注意的是，益州士族的代表谯周此时却提出了“降魏”的主张，其理由是“魏能统一天下，降魏可保蜀民安宁”。这一看似突兀的建议，实则是益州士族长期利益考量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曹魏作为中原正统，若能入主益州，或许能比外来的蜀汉政权更能保障本土士族的利益。

四、人心向背的逆转：从“观望”到“倒戈”的群体选择

曹魏伐蜀之战中，益州本土势力的“集体倒戈”，成为压垮蜀汉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倒戈并非突发的背叛，而是长期疏离后的必然选择，其表现形态从最初的“观望”逐渐演变为主动的“配合”。

战争初期，当姜维在沓中与邓艾对峙时，益州本土的地方官便已出现“消极抵抗”的迹象。武都太守蒋斌（蒋琬之子，荆州籍）率军抵抗钟会时，相邻的阴平太守廖化（荆州籍）却按兵不动；而益州本土出身的巴西太守阎圃，则干脆“敛兵自守，不发一卒”。这种观望态度，使得曹魏大军得以迅速突破蜀汉的外围防线，长驱直入。

随着战局恶化，益州士族的态度从“观望”转向“主动配合”。邓艾偷渡阴平后，沿途的益州官吏纷纷投降：江油守将马邈（益州籍）未加抵抗便开城投降，甚至为邓艾提供了成都的布防图；绵竹之战后，蜀郡功曹张遵（益州籍）竟暗中联络城外魏军，提议“献城以保宗族”。这些行为并非个例，而是反映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集体抛弃——在他们看来，抵抗曹魏已无意义，唯有投降才能保全自身利益。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成都城内的“劝降运动”。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不仅撰写《降议》历数“降魏之利”，还联合益州士族代表共同施压刘禅，声称“若不降，蜀人必遭屠戮”。这种来自本土势力的压力，成为刘禅最终决定投降的关键因素。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刘禅投降后，“蜀地士民皆贺谯周，以为保境安民之功”，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恰恰揭示了蜀汉政权在益州早已失去人心的现实。

蜀汉的灭亡，从本质上说是外来统治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刘备、诸葛亮虽试图以“汉室正统”之名整合益州，但始终未能真正消除“客主之嫌”；而后主时期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排挤，更是将益州士族推向了对立面。当曹魏大军南下时，益州本土势力的“倒戈”并非偶然，而是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做出的必然选择。这段历史深刻表明：任何政权若不能获得本土社会的真正认同，终究难以长久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