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江河日下：制度僵化与人才凋零的双重绞杀（2/2）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发出的呐喊，也奠定了蜀汉前期的军事战略基调——“以攻为守”。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虽然未能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但却通过主动出击，有效牵制了曹魏的兵力，为蜀汉争取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军事战略逐渐迷失。蒋琬、费祎主张“休养生息”，放弃了主动出击的策略，转而采取“被动防御”。这种战略转变，虽然在短期内减轻了蜀汉的军事压力，但却使得曹魏获得了喘息之机，得以从容发展国力。到了姜维执政时期，他虽然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之志，但其北伐却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周密的计划，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冲动。

从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到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先后九次北伐，几乎每年都有军事行动。这种频繁的北伐，不仅消耗了蜀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使得军民疲惫不堪。据《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记载，姜维的北伐“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百姓凋瘁”，这使得蜀汉的国力日益衰退。更重要的是，姜维的北伐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战果，反而使得曹魏对蜀汉的警惕性日益提高，最终促成了司马昭伐蜀的决心。

军事战略的迷失，还体现在对边防的忽视上。蜀汉后期，由于姜维将主要兵力用于北伐，导致边境防线空虚。尤其是阴平古道，作为连接益州与陇右的重要通道，竟长期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这为邓艾偷渡阴平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

四、民心向背的逆转：从“人心思汉”到“厌战投降”

蜀汉政权建立之初，凭借“兴复汉室”的旗帜，赢得了益州百姓的广泛支持。刘备入蜀时，“蜀中百姓夹道欢迎”，这不仅是对刘备个人魅力的认可，更是对汉室正统的向往。在这种民心所向的背景下，蜀汉初期呈现出“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良好局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蜀汉的民心逐渐发生了逆转。频繁的战争使得益州百姓不堪重负，“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景象在蜀汉后期屡见不鲜。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灭亡时，全国总人口仅九十四万，而士兵却有十万二千，官吏四万，这意味着每九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吏，百姓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此外，蜀汉政权的“外来性”也逐渐引起了益州本土士族的不满。刘备、诸葛亮等外来集团虽然采取了一些拉拢益州士族的措施，但始终未能真正信任他们。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地位，经济上也受到诸多限制，这使得他们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逐渐降低。到了蜀汉后期，益州士族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谯周，甚至公开主张投降曹魏，认为“魏承汉统，天命所归”。

民心的逆转，使得蜀汉在面临曹魏进攻时，失去了最坚实的支撑。当邓艾大军兵临成都城下时，后主刘禅之所以选择投降，除了军事上的失利外，更重要的是担心“若战，百姓必遭涂炭”。这种担心虽然有一定的虚伪性，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蜀汉政权已经失去了民心。

蜀汉的灭亡，是制度僵化、人才凋零、军事失策、民心背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曾经以“兴复汉室”为理想的政权，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了覆灭。其兴衰荣辱的历程，不仅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重视人才培养，制定合理的战略，始终赢得民心。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历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