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士风之变：蜀汉后期士林生态与政权根基的崩塌（2/2）

三、“君臣相疑”与“上下离心”：政治信任的彻底丧失

封建政权的稳固，离不开“君信臣，臣忠君”的政治信任。蜀汉前期，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得”，成为千古美谈；诸葛亮与蒋琬、费祎之间，亦能“推诚相待，各尽其责”。但到了刘禅统治后期，这种信任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君臣相疑”与“上下离心”。

刘禅的昏庸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士大夫群体的“失责”亦难辞其咎。刘禅幼年丧父，长期处于诸葛亮的“辅政”之下，性格中本就缺乏主见。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虽能恪守臣道，却未能像诸葛亮那样对刘禅进行有效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禅逐渐沉湎于享乐，对朝政日益懈怠。而黄皓等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正是利用了刘禅的昏庸与士大夫群体的“不作为”。

更严重的是，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相互猜忌，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信任的丧失。姜维与诸葛瞻的矛盾，不仅是军事路线的分歧，更是权力分配的争夺；谯周与陈祗的对立，反映了本土士人与外来士人的利益冲突。当朝堂之上充斥着“党同伐异”的算计，而非“同心同德”的协作时，整个政权的决策效率便大打折扣。以绵竹之战为例，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竟因“犹豫未决”而错失战机，最终兵败身死——这种决策失误，与其说是能力不足，不如说是长期政治内耗导致的“集体失语”。

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朝廷的反应堪称“雪崩式崩溃”。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时，“或以为当降，或以为当奔南中，或以为当奔吴”，众说纷纭却无一人提出切实可行的抵抗方案。这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君臣相疑”“上下离心”的必然结果：大臣们既不信任刘禅能领导抵抗，也不信任同僚能协同作战，更不信任蜀汉政权能渡过难关。最终，谯周的降策得以通过，与其说是谯周的“说服力”太强，不如说是士大夫群体对蜀汉政权的“集体放弃”。

四、历史的镜鉴：士风与政权存亡的深层关联

蜀汉的灭亡，常被归咎于“后主昏庸”“黄皓乱政”“姜维北伐”等直接因素，但从士风变迁的角度审视，其灭亡实是政权根基被逐渐侵蚀的结果。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集团的认同裂痕，导致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士大夫精神内核的蜕变，使得“忠君爱国”的理想被“明哲保身”的现实取代；政治信任的丧失，则让整个统治集团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这三重因素相互交织，最终使得蜀汉在曹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秦之亡，亡于“士不敢言”；隋之亡，亡于“士无定守”；明之亡，亡于“士大夫空谈误国”。士风的清浊，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政权兴衰的“晴雨表”。当士大夫群体能够坚守“经世致用”的理想，秉持“公而忘私”的操守，维系“君臣相得”的信任时，政权便能凝聚人心、克服危机；反之，当士风颓败、人心涣散时，即便拥有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蜀汉炎兴元年的成都之降，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一段士风变迁的注脚。当谯周的降策被写入史册，当姜维的复国计划化为泡影，当刘禅的“乐不思蜀”成为笑谈，后世看到的，不仅是王朝更迭的沧桑，更是士大夫群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迷失。这段历史警示我们：一个政权的稳固，从来不止于军事的强盛与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士风的清正与人心的凝聚——这，或许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