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人心之散：蜀汉社会共识的瓦解与统治根基的崩塌（2/2）
蜀汉政权的建立，依托于“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叙事。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姿态，将不同群体凝聚在这面旗帜下。但到后期，这面旗帜因“目标遥不可及”“统治者言行不一”而褪色，社会失去了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北伐的意义丧失”让理想沦为空谈。诸葛亮北伐时，虽“屡败屡战”，却能以“汉贼不两立”的信念激励人心；而姜维的北伐，则因“频繁无度”“毫无成效”被视为“穷兵黩武”。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段谷之战，蜀军损失惨重，陇西民谣唱道：“陇上壮士有陈安，披甲带刀据西山；蜀兵来，败还走，何需苦杀我民命！”这种对北伐的嘲讽，标志着“兴复汉室”已失去社会认同——当民众觉得“理想”只是统治者的借口，便不会再为之牺牲。
“统治者的虚伪”摧毁了道德权威。刘备、诸葛亮虽有政治算计，却能“以身作则”（刘备“携民渡江”，诸葛亮“鞠躬尽瘁”），维系着“道德楷模”的形象；而后主刘禅“宠信宦官”“沉湎酒色”，诸葛瞻“空有其父之名，无其实绩”，这种“言行不一”让民众对“汉室正统”的叙事产生怀疑。当谯周在《仇国论》中质问“因余之国（蜀汉）的君主，是否真能代表天命”时，无人能有力反驳，可见社会的精神信仰已崩塌。
“实用主义的盛行”取代了理想追求。蜀汉后期，无论是士族还是民众，都陷入“功利主义”的算计：益州士族“只求家族存续，不问政权归属”，普通百姓“只求安稳度日，不管汉魏正统”。当邓艾兵临成都，朝堂争论的核心不是“如何抵抗”，而是“投降与逃亡哪个更有利”；当刘禅决定投降，百姓“无有哭者，反有庆者”。这种“去理想化”的社会心态，让蜀汉失去了“危亡时刻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
对比曹魏“务实求稳”的社会共识，蜀汉的“理想失落”更显致命。曹魏虽无“兴复汉室”的高调，却通过“休养生息”“九品中正制”等政策，让中原士族与民众获得实际利益，形成“支持现有秩序”的共识；而蜀汉的“理想”因无法转化为民生改善，最终被社会抛弃。当一个政权的“精神旗帜”倒了，其统治便成了“无魂之躯”，难以抵挡任何风浪。
四、“集体无意识的崩溃”：社会解体的终极表现
蜀汉社会共识的瓦解，最终表现为“集体无意识”的崩溃——即整个社会失去了“我们是蜀汉子民”的身份认同，也失去了“为蜀汉存续而奋斗”的基本动力。这种崩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四十年矛盾积累的总爆发，它让蜀汉的灭亡成为“无人惋惜的必然”。
“士族的背弃”是社会解体的风向标。益州士族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其态度直接决定社会走向。从张裔“虽仕蜀却心向本土”，到谯周“公开劝降”，再到文立（巴西人）“入晋后为益州争取利益”，益州士族始终将“本土利益”置于“蜀汉认同”之上。当邓艾军队进入成都，益州士族“争相献城”，甚至“为魏军提供粮草”，这种“背弃”标志着蜀汉已失去精英阶层的支持。
“知识阶层的沉默”加剧了社会涣散。蜀汉的太学与文人集团，曾是“兴复汉室”叙事的传播者，但到后期，他们要么“迎合权贵”（如陈寿被迫为黄皓党羽作传），要么“明哲保身”（如郤正“静默少言，不涉政事”），要么“公开质疑”（如谯周着《仇国论》）。知识阶层的“失语”，让蜀汉失去了“文化认同”的载体，社会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
“普通民众的漠然”是最彻底的否定。当魏军进入成都，百姓们“照常生活，无有反抗”，甚至“围观投降仪式”。这种“漠然”比“反抗”更可怕——它意味着民众已不将蜀汉的灭亡视为“自己的灾难”。对他们而言，“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一群人收税”，只要能活下去，谁来统治都一样。这种“原子化”的社会状态，让蜀汉彻底失去了“群众基础”。
即便是“荆州集团的残余”，也失去了战斗意志。诸葛瞻、董厥等荆州籍官员，虽有“抵抗”之名，却无“必死之心”：诸葛瞻在绵竹“仓促出战，不知兵法”，董厥在朝堂“默不敢言，听任投降”。他们的“无力”，不仅是能力问题，更是“认同危机”的体现——当“兴复汉室”的目标破灭，当益州已无他们的立足之地，连“外来者”也失去了为之奋斗的理由。
蜀汉灭亡后，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总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这种“君臣之道陵替”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共识的崩塌。从刘备入蜀时的“合纵连横”，到诸葛亮时期的“强压融合”，再到后期的“分崩离析”，蜀汉始终未能解决“谁是我们”“我们为了什么”的根本问题。当一个政权无法构建超越地域、阶级、身份的社会共识，其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而这种灭亡，往往比外部征服更彻底——它意味着这个政权从“精神到实体”的全面消失。
成都城破的那个冬日，没有火光冲天的抵抗，没有痛哭流涕的送别，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这种平静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真正灭亡，不是都城被攻破，不是皇帝投降，而是当它的子民不再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时，它就已经死了。蜀汉的教训在于：任何政权的稳固，都离不开社会共识的支撑，而这种共识，既需要利益的共享，也需要精神的共鸣，更需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与认同。当这些都消失了，再坚固的城池、再精锐的军队，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