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根烂于内：蜀汉灭亡的深层肌理与结构性溃败（2/2）

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将“兴复汉室”作为立国根本，这套叙事在荆州、南阳等地或许能引发共鸣，但在益州本土却显得水土不服。益州自刘焉、刘璋父子统治以来，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认同，当地士族更看重“保境安民”而非“北伐中原”。诸葛亮《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南中平定战，本质上是对本土势力的武力压制，虽暂时稳定局势，却加深了隔阂。

后主时期，这种认同撕裂愈发明显。益州士族谯周的《仇国论》，借“因余”“肇建”两国之争，明言“处小功大，祸之所由也”，暗批蜀汉以一隅之地硬扛曹魏，是“逆天时、违人心”。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谯周力主投降的理由中，最核心的一条便是“若陛下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保无虞也；若欲不降，成都之民，单户顺城而亡者，必万人矣”——这番话直指蜀汉统治在益州本土缺乏深层认同，百姓早已不愿为“兴复汉室”的空泛口号卖命。

对比曹魏与东吴的统治认同构建，蜀汉的短板更为突出。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中原士族，将“禅让”包装为“天命转移”，迅速完成从“汉臣”到“魏君”的身份转换；东吴则通过联姻、授爵等手段拉拢江东大族（如陆逊家族娶孙权之女），形成“吴人治吴”的稳固格局。而蜀汉始终未能将“外来政权”的身份转化为“本土认同”，“汉贼不两立”的口号喊得越响，越像一面遮羞布，掩盖着统治根基的脆弱。

四、战略迷失：从“以攻为守”到“战略自杀”

蜀汉的战略选择，始终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摇摆，最终走向自我消耗。诸葛亮的“以攻为守”本是无奈之举——以弱小国力主动出击，试图打乱曹魏部署，但五次北伐“未能进咫尺之地”（《三国志·诸葛亮传》），反而加速了资源枯竭。蒋琬、费祎时期转为保守，“保境安民”虽缓解了经济压力，却坐视曹魏恢复国力，错失了制衡窗口。

姜维执政后的战略则近乎“自杀”。他放弃诸葛亮“祁山—陈仓”的稳扎路线，改为“沓中—狄道”的险攻，十一次北伐中多次“粮尽而还”，甚至在景耀五年（262年）“尽发成都守军赴沓中”，导致后方空虚。更致命的是，他为强化军权，清洗了张翼、廖化等益州本土将领，换上亲信，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当钟会、邓艾伐蜀时，蜀汉前线部队与后方守军脱节，正是这种战略迷失的恶果。

结语：结构性溃败的历史必然

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一套从根基上就失衡的体系走到了尽头。权力架构的“客强主弱”，让统治始终悬浮于本土社会之上；经济基础的“以战养战”，耗尽了益州的人力物力；统治认同的“先天不足”，使“兴复汉室”沦为少数人的执念。当这些矛盾在邓艾偷渡阴平时集中爆发，即便是诸葛亮复生，恐怕也难挽回败局。

后世读史者常为蜀汉的“悲情”叹息，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动容，但透过历史的迷雾便会发现：没有哪个政权能仅靠理想与忠诚存续，能支撑大厦的，永远是平衡的权力架构、坚实的经济基础、深厚的民心认同——这或许才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