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战略迷失：北伐执念与国防空虚的恶性循环（2/2）

国防体系的崩塌，还体现在内部卫戍力量的极度虚弱。蜀汉内地的卫戍军主要负责成都及各郡治安，兵力约2万，其中成都卫戍部队仅1万左右。由于北伐消耗了大量壮丁，这些卫戍军多为“老弱残兵”，战斗力低下。当邓艾兵临雒城（今四川广汉）时，刘禅曾试图“发诸县兵以赴敌”，却发现“诸县兵皆临时募集，未经训练，望风溃散”（《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这种“外强中干”的国防状态，使得蜀汉在遭遇突袭时，几乎没有缓冲余地，只能坐以待毙。

三、战略决策的封闭化：派系斗争与信息失真的致命影响

北伐战略的迷失与国防体系的崩塌，背后是蜀汉后期战略决策机制的封闭化。一个合理的战略决策，需要充分的信息收集、多元的意见讨论、科学的风险评估，而蜀汉后期的决策核心被姜维、黄皓等少数人掌控，派系斗争取代了理性讨论，信息失真导致了判断失误，最终将政权推向了绝境。

姜维的“北伐独断”是决策封闭化的集中体现。作为北伐的主导者，姜维出身凉州降将，在蜀汉朝廷缺乏深厚根基，其权力基础完全依赖于对军权的掌控。为巩固地位，他刻意排斥异见，将反对北伐的官员视为“保守派”，甚至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张翼曾“数争姜维北伐，以为国小不宜黩武”，姜维便“出翼为监军，使之远离中枢”（《三国志·张翼传》）；廖化批评姜维“用兵无厌，必自焚”，姜维则“衔之，夺其部分兵权”（《三国志·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风，使得朝堂之上“莫敢言北伐之弊”，形成了“一言堂”的决策氛围。

更严重的是，姜维的军事行动与中枢决策严重脱节。按照蜀汉制度，重大军事行动需经皇帝批准，廷议讨论，但姜维常以“兵事机密”为由，绕过廷议，直接调动军队。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与胡济约定“共攻上邽”，胡济却“失期未至”，导致姜维“为邓艾所破，死者甚众”（《三国志·姜维传》）——胡济失期的背后，正是中枢对姜维军事部署的不了解与配合意愿的低下。至景耀年间，姜维为避黄皓迫害，“率军屯沓中（今甘肃迭部），不复还成都”（《三国志·姜维传》），与朝廷的联系仅靠书信往来，信息传递滞后且失真。当钟会、邓艾已在关中集结大军时，姜维虽“闻魏将伐蜀，上表后主，请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资治通鉴·魏纪十》），却因黄皓“信巫鬼，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群臣莫知”（《三国志·姜维传》），错失了最后的防御准备时间。

黄皓专权加剧了决策体系的混乱。作为后主的近臣，黄皓通过操控信息渠道，干预朝政，尤其对军事决策指手画脚。他与姜维素来不和，多次试图以阎宇取代姜维的军权，“皓协比阎宇，欲废维树宇，故维惧，不敢还”（《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在魏军伐蜀前夕，黄皓不仅扣压姜维的预警奏疏，还“谮毁边将，谓其虚报敌情”，导致后主“疏于防备”。这种“内臣干政”与“外将离心”的局面，使得蜀汉的战略决策完全丧失了时效性与准确性——当敌人已兵临城下时，朝廷还在争论“是否有敌来犯”，如此荒诞的场景，正是决策封闭化的必然结果。

信息失真与派系对立，还导致了临战决策的致命失误。邓艾兵至江油后，蜀汉朝廷有三种选择：一是刘禅亲率成都守军死守，等待姜维回援；二是迁都南中，依托南中地势继续抵抗；三是投降。光禄大夫谯周力主投降，认为“南中险远，久不服治，若迁都，必生叛乱”（《三国志·谯周传》）；而北地王刘谌则主张“背城一战，死中求生”。但此时的蜀汉朝廷，早已被投降主义笼罩——本土士族不愿再为外来政权牺牲利益，军方因长期损耗而无心恋战，后主本人又缺乏决断力。最终，刘禅采纳谯周建议，献城投降。这一决策看似仓促，实则是长期战略迷失、国防崩溃、决策失效累积的结果——当一个政权在军事、政治、人心上均已无抵抗资本时，投降便成了唯一的“选项”。

从诸葛亮的“谨慎北伐”到姜维的“穷兵黩武”，蜀汉的战略迷失走过了一条清晰的异化之路。北伐本应是“以攻为守”的生存策略，却在权力博弈与政治执念中，变成了消耗国力的“自杀式冲锋”；国防体系本应是“攻守平衡”的安全屏障，却因资源倾斜与策略失误，沦为“外强中干”的空壳；决策机制本应是“集思广益”的智慧源泉，却在派系斗争与信息封锁中，变成了“闭目塞听”的昏聩工具。这三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北伐越频繁—国防越空虚—决策越混乱—灭亡越加速”的恶性循环。

炎兴元年的成都城破，与其说是邓艾的奇袭之功，不如说是蜀汉自毁长城的必然。当姜维在剑阁与钟会对峙时，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北伐，最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终结”——不是在与魏军的正面决战中，而是在本土防御的彻底崩溃里。这段历史留下的警示，远比“亡国之君”的标签更为深刻：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若脱离现实根基、忽视内部平衡、背离民心所向，再宏大的理想，也终将沦为毁灭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