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天命转移：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与人心离散（2/2）

刘备与诸葛亮是“正统性”叙事的坚定践行者。刘备一生以“兴复汉室”为目标，即使在夷陵战败、临终托孤时，仍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将道德与正统紧密结合；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誓言，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践，让“兴复汉室”超越了政治口号，成为一种精神信仰。他们的信念感染了整个统治集团，使得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愿意为“汉室”赴汤蹈火。

然而，蜀汉第二代统治集团的信念已出现松动。蒋琬、费祎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虽延续“联吴抗魏”的政策，却放弃了“北定中原”的激进目标。蒋琬主张“乘水东下，袭取上庸”，将战略方向从“兴复汉室”转向“扩大地盘”；费祎则明确表示“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将北伐视为“不可为”的事，采取保守策略。这种“战略收缩”背后，是对“兴复汉室”信念的弱化——他们更关注蜀汉的生存，而非“正统”的实现。

到姜维与诸葛瞻时期，统治集团的“实用主义”倾向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姜维的北伐虽频繁，却更多出于个人军事野心与权力巩固的需要，而非对“汉室”的坚定信念。他与黄皓、诸葛瞻的权力斗争，远超对“北伐大业”的关注；其麾下将领也多将北伐视为“立功受爵”的途径，而非“匡扶汉室”的使命。诸葛瞻作为诸葛亮之子，本应是“正统性”叙事的维护者，却因与姜维的矛盾，主张“削维兵权”，甚至在邓艾兵临城下时，仍将“除黄皓”作为出兵条件之一，暴露了其“权力优先于正统”的实用心态。

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直接体现在对“汉室符号”的轻视上。东汉的礼仪制度、官制名称是“汉室正统”的重要象征，而蜀汉后期逐渐对其简化甚至废弃。例如，东汉重视“宗庙祭祀”，而刘禅在位期间，多次以“灾异”为由简化祭祀仪式；东汉强调“外戚不得干政”，而蜀汉后期却任由宦官黄皓专权，违背“汉室祖制”。这些行为在时人眼中，是统治集团自身对“汉室正统”的背离。

更严重的是，部分官员开始公开质疑“正统性”叙事。谯周不仅作《仇国论》批判北伐，还在朝堂上直言“昔项羽背约，高祖伐之，仁圣之所向，天之所助也。今魏有十胜之资，而我无十败之理，欲以一州之地，与天下争衡，此不智之举也”，直接否定蜀汉“兴复汉室”的可行性；郤正虽未公开反对，但在《释讥》中以“静居以保身，逊言以避咎”表达对时政的失望，实则与“正统性”叙事保持距离。

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使得“正统性”叙事成为“自欺欺人”的表演。当最高统治者（刘禅）沉湎享乐、核心大臣（诸葛瞻、姜维）忙于内斗、士大夫（谯周）主张投降时，“兴复汉室”的口号便彻底失去了感召力。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失去理想、只为存续而挣扎的政权，其“正统性”自然无从谈起。

四、“正统性”崩塌的连锁反应：从“认同危机”到“秩序解体”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并非孤立的思想现象，而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社会认同危机、法律权威丧失、抵抗意志瓦解，最终导致整个统治秩序的解体。

首先，“正统性”崩塌引发社会认同危机。在古代社会，“正统”不仅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当民众不再认同蜀汉是“汉室正统”，其对政权的服从便失去了道德基础。成都平原的世家大族不再将“效忠蜀汉”视为义务，反而与曹魏暗通款曲；地方官员在危机时刻选择投降（如江油守将马邈），而非“为汉室尽忠”，皆源于此。

其次，“正统性”崩塌导致法律权威丧失。诸葛亮制定的《蜀科》以“严明法治”着称，其权威部分来自“汉室法度”的延续性。当“汉室正统”的叙事崩塌，《蜀科》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蜀汉后期，黄皓等人“破坏科条”“私授爵位”而无人制止，反映出法律已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失去了“匡扶汉室”的神圣性。

最后，“正统性”崩塌瓦解了抵抗意志。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率军与邓艾决战，其部将黄崇“流涕”劝其“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而诸葛瞻“犹豫未纳”，最终战败。这种“犹豫”背后，是对“为谁而战”的迷茫——若蜀汉是“正统”，为何天命不佑？若抵抗是“正义”，为何士民不附？当抵抗失去“正统”与“天命”的支撑，其意志自然瓦解。

“正统性”崩塌的最终结果，是统治秩序的解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汉既无民众自发的抵抗，也无官员组织的巷战，甚至连后主刘禅的投降都显得“顺理成章”。这种“秩序解体”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正统性”长期崩塌的累积效应——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士人的支持、自身的信念，其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结语：“天命”背后的民心向背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本质上是“民心向背”的折射。“天命”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神意，而是民众对政权的认可与支持；“正统”也并非单纯的血缘传承，而是对“仁政”“稳定”“发展”的现实期待。

刘备、诸葛亮时期，“兴复汉室”的叙事之所以有号召力，不仅因其血缘身份，更因其“携民渡江”的仁心、“科教严明”的治理，让民众看到了“汉室复兴”的希望；而后期的蜀汉，既无法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又不能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其“正统性”自然失去根基。

曹魏的“天命转移”叙事，看似是舆论宣传的胜利，实则是其“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现实成就赢得了民心。当蜀汉的“正统”只剩下空洞的口号，而曹魏的“篡逆”却带来了相对的太平，民众与士人的选择便不难理解。

历史反复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终究源于“为民谋利”的实践，而非“天命所归”的宣称。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失败，更是“正统性”叙事失去民心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权无法再为其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无论是理想层面的信念，还是现实层面的福祉——其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下一章，我们将综合前文的分析，从“结构性矛盾总爆发”的视角，总结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探讨这段历史对后世政权兴衰的启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