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民力竭尽，天府之殇（2/2）

有学者统计，蜀汉晚期的百姓，每年实际服役时间超过半年，缴纳的赋税占年收入的七成以上。《三国志·薛综传》中，薛综曾评价蜀地：“民有菜色，野有饿殍，虽有天府之名，实无膏腴之实。”这样的评价，虽出自吴人，却道出了蜀汉民力枯竭的真相。

三、士心离散，上下相疑

民力的枯竭，必然导致士心的离散。当百姓在赋役中挣扎时，蜀汉的官僚集团却呈现出“上下相疑”的分裂状态，加速了政权的崩塌。

后主刘禅并非完全昏庸，却缺乏制衡权臣的能力。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尚能维持局面，但费祎被刺身亡后，姜维与黄皓的矛盾逐渐激化。姜维主张继续北伐，黄皓则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两人互相倾轧，导致政令混乱。

朝中大臣多有怨言。谯周曾作《仇国论》，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对话，批判北伐政策：“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夫慢者召祸，思善者求福，此自然之理也。”他认为，蜀汉应以“息民”为要，而非连年征战。但这样的谏言，却被刘禅斥为“妄议朝政”。

地方官吏也对朝廷失去信心。巴东太守罗宪，曾多次上书请求减轻赋税，却石沉大海。当魏军伐蜀时，罗宪虽坚守永安，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蜀地疲弊，民怨已深，纵有忠勇之士，亦难回天。”连曾随诸葛亮北伐的老将廖化，也感叹：“兵不戢，必自焚，吾辈岂能坐视家国倾覆？”

士心的离散，在邓艾兵临城下时达到。当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时，有人主张南迁，有人主张投奔东吴，只有少数人提出抵抗。谯周力主投降，他说：“若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百姓亦能免于战火；若南迁或投吴，徒增战乱，民将更苦。”这番话，看似为刘禅着想，实则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蜀汉政权的绝望——他们早已不愿为这个耗尽民力的政权陪葬。

四、天府之殇，教训之深

成都城破那天，锦官城的织机彻底停了。织工们走出作坊，看着魏军士兵穿过城门，没有反抗，也没有哭泣，只是默默地低下头——他们早已没有力气去愤怒或悲伤。

蜀国的灭亡，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为了维持北伐，不得不过度征发民力；民力枯竭，导致财政危机和士心离散；为了挽回颓势，又不得不加大征伐力度，最终让“天府之国”沦为“疲敝之地”。

正如《三国志·后主传》评语所言：“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蜀汉未能跳出“以攻为守”的路径依赖，最终被自己赖以生存的民力所反噬。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都江堰边，看着奔腾的岷江水滋养着成都平原时，仍能感受到那份“水旱从人”的馈赠。但蜀国灭亡的教训，也如同一面镜子：任何政权，若不能体恤民力、与民休息，即便有天府之利、忠勇之士，最终也难逃“民竭而国亡”的命运。这，或许是蜀汉留给历史最沉重的叹息。